陈丹青：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它是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然后出现现代市民，然后它有一个愿望，要活的像西方人、现代人一样，然后她开始进入这个排练，从开始有上海，一直排练到1949年，之后就是上海跟其他城市一样，进入一个大规模乡村化的过程，那么到1960年，整个阶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就瓦解，然后比较可悲的是，我记得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上海的大量资产阶级第一步动作就是离开上海，她到香港去，之后就慢慢到美国、日本、澳洲这些地方。当我90年代再回到上海，发现有一类人消失了，至少在街上非常不容易看见了。

梁文道：就是刚才照片里的那些人。

陈丹青：就是他们的后代，或者没有走掉，或者又回来了。

梁文道：而且那种照片，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说并不是他拍到了这种人，而是他的拍法，他拍出那种精神。

陈丹青：他有心情。

梁文道：比如说上海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很抽象，但是那个照片，我们能够想象，你拍一个典型的北方家庭绝对不会是那样的。

窦文涛：不会，我们家不是那样。

梁文道：你说不定你们家也能够找到这么一个角度，桌椅什么都那么放，但不会拍成这样，就是因为他这么拍，那个叫上海的拍，就拍出的上海，它是完全这么结合起来。就是那种有点幽微，有点众生的角度进去，上海的房子，然后不是那么一下展开的，平面的、正面的，北方我们可能会拍成这样，一个家庭，但它不是。

窦文涛：你在这书里讲到，比如说你再到上海，你就觉得好像记忆中的某些东西，某些人不见了，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悖论就是说所谓中国现代化的问题，那么现代化了，大家选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谁也没有理由说不让我过那个日子。我记得你就讲到一种表情，比如说纽约人坐飞机的时候，往往就是面无表情，是一种什么？我有点恍惚了，你的想法是什么？

陈丹青：飞机场是飞机场的事情，因为飞行事情在中国还是刚开始，最多十来年的功夫，所以飞机场还是一个兴奋点，在西方飞行生活，在空中巴士已经有至少五十年历史了，所以他会漠然，他会视之当然，我今天要办事。

梁文道：这是一个交通工具。

陈丹青：在中国他有兴奋感，但我很高兴看见这种兴奋感，再过几十年它会消失，他会跟西方人表情一样，我是指这个。但你说的跟上海表情有什么关系呢？

窦文涛：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不是上海人，像刚才咱们看到的快乐小贩，你觉得上海人的表情有变化，跟你的记忆当中的？

陈丹青：太大变化了，最近上海的许纪霖教授让我到华师大好像有一个讲演，他希望我谈谈上海，我就想了一下，我发现有那么几种人消失了，一个就是美帝国主义消失了，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比方说银行家，或者是保险家。

窦文涛：200万。

陈丹青：包括他们买办，一部分买办彻底消失，1949年以后就消失了，还有一种消失很奇怪，说起来很奇怪，上海工人消失了。我指的消失当然是在马路上，或者在很多场合，我不再看到上海的工人，或者他们变了样子，或者是他们到了郊外去了，或者怎么样。我小时候的上海，包括我小时候一部分解放前的上海，工人阶级是很主要的一个群体。

窦文涛：那是什么造型？什么样子？

陈丹青：非常“阳气”，太阳的“阳”。

窦文涛：阳刚的那个阳。

陈丹青：我亲眼看着一月工人造反，就是王洪文、潘国平那批人，就怎么到文化广场开会，开完会怎么光着膀子，大冬天提着几十面鼓，一面到安亭去卧轨抗议，就一月革命。然后里头就出现了后来王洪文北上，上海总统的故事。问题重要的是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是被认为在亚洲，在中国最先成熟的一个群体。

梁文道：对。

陈丹青：用马克思去解释的话，这个阶级在上海消失了，我们小时候弄堂里，工人是被尊敬的人，他的样子就会很好，很厚重，很有主张，断个是非怎么样，而且七级工、八级工。

窦文涛：这个记忆犹新，小时候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感觉。

梁文道：但是这个东西，民国年代工人阶级很多，而且上海向来是亚洲东亚地区的工人运动的重镇，最强硬的就是那个地方。但是1949年建国之后，工人阶级就更厉害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

陈丹青：他是有政治地位的。

梁文道：对，现在消失是全国的消失，现在你说广东、浙江那么多工人，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讲工人阶级，今天换个名字叫做民工，打工仔、打工妹。

窦文涛：农民演的工人阶级吧。

梁文道：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