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对，今天有今天的毛病，这是肯定的。而且我现在信了，就是到了100年以后、200年以后，这个社会仍然会有很多矛盾、很多问题。但是，你不能因为对今天看到了某些毛病，你就用一种浪漫的方法来想念昨天，我觉得那是很可笑的。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这个，说农民上深圳打工，这是我们假定他也有不好的待遇，有少给工资的，还有扣押工资的，还有被侮辱的，还有各种故事。你要写，我们也可以写，也可以写弱势群体怎么受糟践，我们替他们说话，这都是应该的。
可是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不许他出来打工又会是什么情景呢？所以这个人文精神能不能离开他的生活的提高？能不能够离开生产的发展？我一说这话我最受攻击，就是说你堂堂一个作家，你应该强调文学才是最主要的，不吃饭都应该一天看三本小说。
窦文涛：灵魂嘛。
王蒙：对，那是灵魂，但是不行啊，少吃一顿饭我就饿啊。
窦文涛：我怎么就感觉您在这个灵与肉之间，好像怎么稍稍倾向于肉啊，我觉得。
王蒙：没有，没有。
查建英：这个帽子，因为好像作家，不光是中国，西方作家，都有，一个是左翼，一个是质疑现代性、质疑现代化。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深刻的作家，比如说在反资本主义里边异化的、对人的剥削这一面显出了精神的重要和崇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更多的历史感、更广的一种人性的关怀，其实你会看出来，这个现代化和反现代化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王蒙：对，好极了。
查建英：而大的潮流。
王蒙：这话说的非常好。我就觉得这个灵与肉本身就不应该对立起来，过分的把它对立起来，我不知道是大脑太发达了还是太不发达了，才弄成这样。比如说身体健康，我宁愿相信那个话，说健康的精神与健康的身体。这个比那个说，我可以不要肉体，我只要灵魂，我有精神原子弹，我不信那个精神原子弹，因为精神原子弹吃亏吃的太多了。
查建英：就连文学，以前那贾岛说什么苦吟，我就感觉他肯定是一个瘦子，所以他那个，他怎么苦吟出来那个诗也那样。
王蒙：他的能力也不是太高。
查建英：也不是太高。
王蒙：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我还没敢特别公开的说，后来你猜有谁给我作主了？饶宗颐，咱们香港中文大学那个大国学家。他说那个“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有什么可琢磨的？哪儿有那么大意义啊？还推敲、推敲，但是“推敲”这个词儿用着很可爱。
查建英：他留下一个有趣的词儿。
窦文涛：对，推敲。
王蒙：推敲，推敲。但是这个诗本身，怪不得贾岛不算什么大师呢。
查建英：钻这个牛角尖，那个盛唐气象都是很简洁的，琢磨这一个字儿、两个字儿，我觉得唐朝喜欢富态，喜欢那个人很元气充沛，都是有道理的。
窦文涛：我觉着您对李商隐的研究，好像说出了一种中国文人的那么一种性格。
王蒙：对。
窦文涛：这是一种什么性格呢？
查建英：您讲过，我觉得李商隐文人的性格，那种唯美但是弱。
王蒙：文人性格，我觉着他实际上还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弱者的心态。就是他非常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或者没有得到那种机会，或者又碰到某些挫折，他就叫苦连天，是吧？“忍剪凌云一寸心”。那时候他非常年轻，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十几岁还是二十刚过，二十挂零，有一次考试，科举考试，考的不成功，他说“忍剪凌云一寸心”，就是把我本来是……
窦文涛：凌云之志。
王蒙：他是说咏竹，咏竹子，竹笋，可是本来这个竹笋可以“噌”一下子可以长一万八千丈，现在您二寸就“啪啪啪”剪了。但是我想他这也太悲哀了吧，你二十几岁、十几岁还可以继续练短跑呢，照样凌云。再比如说，说“莫笑榴花不及春，先期寥落更愁人”，因为说这个石榴花开的晚，它是阴历5月它才开，您注意一下，它阴历5月才开，说你赶不上春天，可是赶上春天的，它先期寥落，它早早的就已经落了。
查建英：怀才不遇。
王蒙：他太不健康了，他就缺少体育精神。要有体育精神的话，要更高、更快、更强。
窦文涛：但是我们传统上认为这不是一种美吗？
查建英：美确实是美。
王蒙：美确实是美。所以我又说什么呢？我认为，这又说上李商隐了，这说上李商隐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要不然像我这么说李商隐，你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都要从政治上来说，他是因为参加了什么两党之间的斗争，然后在斗争中受了坏人的迫害，过去都是这么说。
窦文涛：过去都是这么研究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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