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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各位好，今天来了两位导演.咱们这个何导(何平)是老人了，特别要介绍李杨导演，以前在德国学过电影,他拍的《盲井》频频被我们引用，所以早想见到您这个人了。
"大师时代"的终结
窦文涛：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这大师连连去世，包括最近说台湾的杨德昌也过世。所以有人说大师的时代终结了。其实要照何导的说法，早就终结了。
何平：对，很多人讲这个时代是不诞生大师的，就是一个环境的原因。其实前几天去世的这些特别让我们崇敬的大师级导演，他们辉煌年代的时候是50、60年代，离现在已经30多年.70年代以后，几乎他们都没有什么什么杰作。
李杨：那个时候我看这些大师片子更多看的是内部参考片，那时候是有的军队大院或者电影厂可以看.那时候我在西安西影厂，翻墙，窗户扒一小洞这么看一部一部片子，甚至银幕看一半，都是看的这些大师的胶片。那时候是按批判----为了批判，所以引进了很多片子。
窦文涛：当时你看到这些片子对于你们学电影的来说引起什么影响？其实我都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一看就觉得现在的电影导演都像商人了。你比如说英格玛·伯格曼，好象就是在瑞典冬天雾蒙蒙的天气，甚至不要打光，要煤油灯的光，在这种光线能表现某种类似于死亡的气氛。甚至是那个《第七封印》，著名的跟死神下棋，这简直是拿电影讲哲学，这种东西而且它是那么样的一种影象风格。你们当时扒墙看，得到了什么？
李杨：我个人的感受，就是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震撼，就是说因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因为文化大革命只有八个样板戏，没别的看的。突然就觉得我们当时也有《地道战》、《地雷战》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桥》，类似这样的电影。突然你看到那样的影象，而且那样的命题，你根本不知所措，完全是当头棒喝，就傻了。
窦文涛：你刚才讲这个安东尼·奥尼，我还想起一事。我们因为这几个大师过世，问了一些导演，香港的林奕华啊，还有宁瀛那个女导演，他去意大利学电影的时候接触过他。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个大师过世都有些什么感触。
宁瀛：安东尼·奥尼在自己的创作中是一个非常忠实于他那个时代以及自我感受的人，所以他的影片实际上并不是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不是说像今天我们再一提到安东尼·奥尼，哦，这是大师。他的作品在创作中或在创作之后，在评论中也好或者在发行的过程中也好，都遇到了无数的阻碍，他也有过非常失落的时候。他主要的困难在于他特别强调要做一个诚实的导演，就是忠实于自己生活过的年代，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所以这是他的影片和他的为人特别突出的一点。
戴锦华：他们去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了。对我来说倒不一定是什么大师时代或者是作者电影的时代，我觉得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批判和创造的时代。就是这种非常独到的非常犀利的批判和丰富的原创力，这两种东西的结合恐怕是今后很难有人企及的。
林奕华：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比较悲哀的就是所有事情我们都追求方便，方便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太想要那个过程，我们只是想要那个结果。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希望可以像电脑一样，可以CUT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过程敲掉。但是我们去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或者去看伯格曼的电影，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那个社会氛围或是那种思潮感染的话，他会觉得很长很闷，也许也不了解为什么好象一句话要讲得那么慢。但是其实呢，这种过程的经验是比什么都来得重要的。只不过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我们的今天是越来越稀罕，也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被科技这个东西宠坏了。
何平：其实从他们这几个大师作品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都曾经有过非常非常艺术的电影，但是又在全世界的票房有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就是艺术电影在那个时代也有非常非常好的票房，所以让这些艺术电影的大师能够继续做下去，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些大师，什么伯格曼，什么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他们都拿过比如说最商业的电影节“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大师也有“经济问题”
窦文涛：但是你看何导，我从你的论述里就发现你有某种世界观，说得极端点，也算以成败论英雄，比如说你这个艺术电影是不是能够拥有很大的票房？比如说你这个大师电影实际上得过很多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是李导演你同意这种评价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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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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