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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把索拉再留下来一集，太能侃了，但是我觉得她是奇女子。许老师，十九年前对她什么印象？

许子东：我对她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她的特立独行，搞得我们很尴尬，当时是我们有一个会，找了三个女作家，她、王安忆和李昂，台上一坐很多记者都来了，李昂跟王安忆都发言了，她不说话，她说你们事先没有跟我说过让我发言，她在上面真不说话，人家以为你到了这个台上就会说话，她真不说话，结果李昂跟王安忆就替她圆场，把那个时间打发掉了，下来他们说，真服了她了。她其实憋一个气，她觉得你们事先没有给我说。

刘索拉：我自我批评吧，当时在国内特别娇宠，当时八十年代出了点这些什么吧，可能太宠我了，所以宠得就没边了，其实不光我一个人这样，很多出来的中国人会这样，有点怎么说，不礼貌。

许子东：结果也憋得另外两位作家多讲很多话，讲得也蛮有意思，李昂说她不要男人嘛，王安忆说我是要男人的。文革后第一代的大学生当中，很多这样的人，也不单她一个。为什么《你别无选择》这个作品出来，得到那么多人的共鸣呢，也是这个道理。

孩子们的压力源自哪里？

窦文涛：《你别无选择》是讲大学生，咱们本来说这几天高考，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多自杀的呢？为什么现在一说到高考这个压力就受不了，就不行了。按说你们那个时候高考选拔的概率更低，但是现在似乎我听到的太多了，一想不开就手拉手跳河了。或者老师在班上说，谁把我们班成绩拖低了，就是谁的责任？扭头就跳楼了。怎么压力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你们觉得是怎么回事？

刘索拉：我觉得家长特别有责任，如果老师不懂小孩的心理状态，老师是混蛋，但是家长应该懂你自己的孩子，家长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从我，不光是这一代孩子，我周围有很多跟我一样大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家长给的压力太大了。

窦文涛：但是也是进退两难，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说，说看见孩子高考，那个心情也很难受，不愿意孩子这么难受，这么苦，但是没有办法，觉得必须得高考。我给你讲一个事，最近他们说87年的高考那年，在北京有一个北京的工程师，碰见一个湖北来的农民工在盖大楼，两个人碰见，说起来同一年参加高考，那一年湖北的农民工考分比你北京的还高，但是北京的分数线低，湖北的分数线高，就这个差别，他就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就在做建筑工人，而这个人考上大学的，他可以当白领了，有一些好的生活。

刘索拉：是，我也是鼓励孩子一定拿一个证明大学的文凭，但是我教育孩子什么？你让他喜欢，最关键的是从小给小孩培养出兴趣。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长大，他选择我想学文科，我不想学理科，但家长说理科有利可图，文科没利。有的时候高考就变成一个特大的事，就说他不过去，家长得绑着他过，最后他长大，一辈子不会幸福，他一辈子不想搞理科，最后还得选择文科。最小的时候你得让他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而且他糊涂他不知道喜欢什么，你得帮他，平时教育他，关心他，知道什么好，可能他会喜欢什么。

刘索拉：当时我就觉得生活最高理想就是音乐学院，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妈妈盯着，所以我就往前拱，这是一个集体的力量。

许子东：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考试的，那个时候进去读书的时候，大家都是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很久没有吃肉，偶然吃一次，大家幸福得不得了。而且你怎么来显示你跟周围人的不同呢？你怎么来实现你的大志，你能做什么事情呢？

刘索拉：现在我觉得小孩刚一生下来，家长已经给他设计生活了，我们那个时候家长设计不了，有文革有这个那个，谁也设计不了，我们自己设计，想干什么我们自己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小孩需要有一个早期的思想自由，就是让他开始知道将来他喜欢什么，这很重要。

许子东：美国的中学放的很宽，他们在大学录取的时候，不单是看一个成绩，你参加什么社团，参加什么俱乐部，参加工益活动，他们都算分，他们招收好的学生，除了成绩好以后，考虑很多的。

窦文涛：别说小孩了，我觉得这成年人都是这样。比如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没有什么不好，可是这有一个问题，你整天想着这个事，你忘了你原本的天真，我本来做什么来着，我本来爱什么来着，完全被泯灭了。

刘索拉简介：   　

一位曾经被视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家。1955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并留校任教，曾为电影作过插曲，出过盒带，在北京举行过独唱音乐会。1985年发表处女作《你别无选择》，随后发表中篇小说《蓝天绿海》、《寻找歌王》等，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刘索拉的小说被看成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她的小说多以音乐界生活为素材，采用“黑色幽默”的笔法，表现当代中国80年代的现实，笔下人物多为“精神贵州”或“迷惘的一代”。1997年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主要音乐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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