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情感的倾向，是吗？

陆川：情感的倾向。因为就像一个，你比如说咱们去吃烤羊肉串，你说我是拿竹签子串这个羊肉呢，还是拿这个铁棍串羊肉，我觉得它们这条线，穿这个东西，你可以拿竹签子或者拿铁棍穿，但是你吃的是羊肉。我觉得拿谁来串，根本在我看来不是一个问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这个提这个新的视角，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这事的，就是拍这个历史，如果不拍日本人就等于没拍，因为这个事本质上来说，跟任何一个第三方其实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就算虽然第三方有很多的国际友人救了我们或者帮助过我们，但这个事的成因，这个出发，然后呢，这个发展，然后到爆发，然后到最后的这个终结，全都是中日双方一起来，等于是共同造成的这个事，就是核心的这个双方的对立面就是中国和日本。

陆川：那在日本这条线上，我觉得，那就牵扯到我对做这些坏事的日本人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他们是普通人。我觉得从来为他们，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种教育中间，在过去的这种很多比较民族主义的这种渲染中间，把他们渲染成魔鬼，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给他们找了借口了。因为一个人变成了魔鬼，你怎么能责备他呢？魔鬼就是天生该干坏事的呀。可是这些坏事，我告诉你都是人干的，因为我有证据，我看了大批的日本人的日记。比如说12月15号有一篇日记，他有一行字，说今天我们小队处理了，处理了可能多少个支那兵，就一句话，下半部分，他主要在写自己发现了一罐红糖，然后呢，他就开始写自己可以跟旁边的战士一起来煮一锅特别好吃的红豆汤，年糕红豆汤，他因为发现了这红糖。他们在讲，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下面的笔墨要比上边处理这几百个支那兵，要多出好几倍来。这是魔鬼写的日记吗？这是正常人写的日记，所以你去把在战场上干了这些烧杀淫掠的日本人说成魔鬼，我告诉你，我也告诉所有的中国观众，你们这是给屠杀者在找借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所有在我们南京城做了这些事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依然是正常人，这就是战争最可怕的一点。

陆川：所以我在这个电影中间，我要让大家看这个事实，就是他们在那唱歌跳舞，一张张青春的秀美的脸，然后我们女人的尸体从他们背后拉过去，这就是事实。

陆川：我觉得任何把侵略者塑造成魔鬼的，我觉得都是在给侵略者找辙，在变相地给侵略者找辙，而且让这件事没法解决，因为战争已经把人变成魔鬼了，你能跟魔鬼，就像一个疯子杀了人，我们能给他定罪吗？在法庭上，如果法医鉴定，这哥们儿执行，在做杀戮行为的时候，是疯了，他立刻就可以无罪释放，他只不过，要给他做一个事情就是，安定医院，您吃药去。我觉得这都是在给战争的这些罪犯找辙，而我看到的证据是，这些所有的人干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正常人，所以我要表现出他们就是正常人。

许戈辉：但是呢，恰恰这也是有很多观众质疑的另外一点，就是恰恰这个影片的灵魂人物，那个普通的日本士兵——角川，他又是一个似乎满怀着良知的、对战争非常困扰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在最后的结尾呢，他是救了两个中国人，把他们放走，自己举枪自杀。这一点呢，让很多人觉得说，似乎把日本人，日本士兵给美化了。

陆川：我了解过一些，就是可以说大部分的这种参战的老兵，其实在内心中间是没有罪恶感的，我很清楚这一点。

许戈辉：所以角川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日本士兵，对吗？

陆川：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这部电影走到结尾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不是在，完全的是民族对民族的这个事情了，我觉得角川的崩溃是战争，战争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破坏力，加注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许戈辉，就是你能不能去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作人来看，如果你把日本人当作人，一个人来看的时候，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给整个的比如说，所有中国以外的观众看的时候，他们都接受角川会自杀。因为战争对战败的一方，战胜的一方，都是有摧残的，就是一个有良知的这个人，在战争中间都是有可能去被摧残的。

陆川：我一个朋友看完电影，他说：我第一时间就想站在阳光下，我要晒晒太阳，我突然觉得真美好，我不要战争。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支短信，我觉得有这个，其实我们就满足了。

陆川：所以就是角川进入这个战争，其实他可能带有一种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电影，如果花费四年，我们不能让这个电影去走到日本去的话，我觉得可能就白拍了，或者不能够让这个电影去影响到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接受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件事也白做了，我们就没有必要，真的，我们就拍一个，还是干干净净地拍一个刘烨抗战就可以了，然后再加点爱情，做一个商业片，拿历史作为胡椒面撒一撒，是吧。我们就让历史为我们服务就得了，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我们想做了，然后能够去送到日本，去影响，但是这也是我一厢情愿，其实艺术创作就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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