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质疑，现在的张维迎已经变得更加谨慎，批评对于他来说从来就不陌生，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
1959年张维迎出生在陕西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目不识丁，却一心要把他培养成读书人。张维迎也天资聪颖，是远近闻名的高材生，17岁高中毕业后当上了村里的团支书。1977年，一个让年轻人振奋的消息从中央传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当时正准备出门参加秋收的张维迎从村里的大喇叭得知了消息，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张维迎：高考第四志愿是北大
张维迎：我在高考之前，有一个朋友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他就说今年高考又恢复了，你应该参加考试，说不定你可以上大学，那我说我原来这个理化高中的时就没怎么学，怎么可能考大学呢，然后他说你可以考文科，那我才明白还有有个文理之分。
许戈辉：所以你就选择报了中文系？
张维迎：对，那时候概念里边所谓文科就是中文，所以报的都是中文系，西北大学中文系，延安大学中文系、我的第四志愿是北京大学。
许戈辉：第四志愿是北京大学，怎么可以把北京大学放在第四志愿呢，如果要是现在有学生这样报你的光华，你肯定不收他？
张维迎：那时候也不会收，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高考报志愿，在可能的情况下，找一个最有可能录取你的学校，那我知道我上北大没希望的，所以我就根本不敢报外省，就是其它特别好的大学，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第二志愿又报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三志愿报了延安大学，但是高考有四个志愿，最后还空一格，我说选个什么，就随便填了个北京大学。
许戈辉：原来北大变成了填空的选择了。
张维迎事后才知道，1977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570万人，但计划录取人数只有20万人，有不少优秀人才落选。于是中央决定扩招6万3千人，张维迎就在这批幸运儿之中。就在开学的前几天，张维迎收到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张维迎的母亲则比儿子还激动。
张维迎：她看不懂字，但是她自己觉得这就是改变我儿子命运的东西，然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办，因为当我收到通知的时候，应该是8、9号，然后我好像12号就得去报到，13号就去报到，就很紧了。那时候我母亲准备就是说，我要上大学的话，要招待全村人吃饭，就有这些准备，准备其实就两样东西，一样就是萝卜、土豆这些简单的蔬菜，还准备些粉条，另一方面准备吃一顿年糕，就是我们那的那种小米糕，全村人，几乎每家都来了，来了八九十个人，然后再加上外边有亲戚，那么过来，可能有一百几十人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就走了。
那一年张维迎刚刚18岁，像每个77届的学生一样，张维迎十分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他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他的独立思想开始萌芽。
张维迎独立思想的开始
张维迎：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从小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孩子，所以上大学以后，老师给我们教政治经济学，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有制的优越性，我们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脑子里其实还是有一种矛盾，就是说那为什么我在农村的时候。
许戈辉：你看到的你身边的。
张维迎：看到的不一样了，我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那是落后的地方，大平原的地方一定有公有制，然后有拖拉机农业机械化，这样才可能大量生产。
许戈辉：所以你就自己在做合理解释？
张维迎：对，自己做合理解释，一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我自己解释就是包产到户适合我们那个山区，但不适合平原，到后来越学觉得这些东西越不对，因为，任何，无论山区还是平原，最重要是人有没有积极性干活，所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的积极性问题。
每个人他做一个决策，他有自己的盘算，他会从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个决策，那么这个决策最后对社会好还不好，就是你一个制度安排，所以到了，我到应该说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思想就相对比较开始自由化了。那我就寻找新的东西，那这个特别是到我上完大学，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很快形成一种信念，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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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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