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祭拜之地，何以成为政治表演的舞台？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一部拍摄十年的电影，何以在日本尚未公映就掀起如此波澜？何以在日本右翼恐吓不休下，却日益受到日本各界的支持？
战争与和平，荣誉与羞耻，靖国神社背后究竟隐藏多少复杂的表情？
戈辉与李缨面对面：
《靖国神社》——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
许戈辉：为什么会把这部电影称作是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我觉得好像把一个很残酷的东西，披上了一件温柔的外衣。
李缨：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说法。没有说温柔外衣，这种可能是我的方式吧我这个电影首先是，我重视的是一个什么，要给大家感受的空间，它不是一种对抗，简单的对抗，强暴，不是一个拳脚相加的一部电影，因为靖国嘛。靖国就是说和平国家，为了国家和平，然后它里面又是纪念死去的军人，它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题目，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维持和平，怎么样才能避免战争的悲剧的这种恶性循环，我想这个是，大家看了这个电影都会想的一个问题。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1989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李缨也曾到这里赏花，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1993年，李缨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租好房子才发现，自己竟然住在了靖国神社的旁边。那时，他无从得知，14年后，他将完成一部以这个“邻居”为“主角”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
李缨：就是因为日本战后六十多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处理，它导致了日本社会就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一种暧昧。就像我父母去日本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进入靖国神社，我是带他们去看樱花，因为我那时候，公司事务所就在旁边，就在靖国神社旁边。那么就带他们去看樱花的话，然后里面有一些军乐，然后呢也有很多人集中在一起来跳舞。
跳舞的有些这个日本的那种，穿着和服的这个美女，在拿着这个飞机的模型在往人群里面扔，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当时看那个场面就觉得挺刺激。但是没想到我父亲更刺激，因为这个军乐里面，军歌里面，有一个他以前熟悉的，听说的，就是徐州这个，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以前是在徐州度过，那么就是徐州的这个音乐，他们同样在放，这种东西是，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另外我父亲那时候有心脏病，完全就不行了，然后就是觉得，就想躲在家里面，在外面就不想再看这个日本。
那次的靖国神社之行，让李缨和父亲--这对中国父子感到心灵深深的刺痛。
这座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庙宇，一直是日本国民心中至高无上的殿堂，它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这里的是是非非，不仅困扰中日、韩日外交多年，它那“一意孤行”的历史观更如蚕丝般纠缠着李缨缨。
许戈辉：你试图通过这个片子，要扭转人们的概念吗？
李缨：没有，我并不想说强迫地要扭转一些什么概念。我其实我这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我说，首先我做这个电影，我是一个条件反射，因为我不舒服，我生活在日本，我有那种感受，而且我想表达一种声音，但是我发现在日本社会，你一个外国人在那里面的话，你整天跟别人辩论或者是吵架，没有用的，太脆弱，没有人重视你的声音。
许戈辉：是什么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
李缨：你比如说我会有很多这些跟，包括一些导演，大家在讨论，辩论，我在日本电影导演协会里面……
许戈辉：是唯一的中国人。
李缨：对，然后就跟他们一个导演，都是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嘛，我们在一块儿开会，平常都是非常友好，很绅士，对我很亲切。忽然间说，他拍了一个电影叫《尊严》，是东条英机怎么在东京审判上面维护他们的尊严，这么一部电影，维护他们的历史跟战争的这种正义。我就非常奇怪，简直是难以想象，所以我必须得要了解他们这种想法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又怎么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我跟他在导演协会里面，大家开会，对谈三个小时，谈来谈去，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都非常累，觉得没有很多意义，因为我谈话的那种声音没有人会重视，而他却是通过一部电影，在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票房非常之好，是一个热门电影，那你想对他们最好的一种回答，或者是最好的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拍电影，用作品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