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二 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 沟通与理解举足轻重
许戈辉：我相信他应该听过世界不同的乐团的演奏。
余隆：太多，他自己本身来说，对莫扎特是很有研究的一个人。那么他上来就第一句话就说，我深深被你们的莫扎特说感动，你们演奏得太好了，太完美了。那么接下来说他，他的这个，可能开玩笑说，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宗的存在，而是他以一个莫扎特专家的存在，可能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褒奖，对这个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奏，觉得是今天的一个，就是说我还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大家在梵蒂冈来说，很难想象或者甚至在几个月前都很难想象，一个相隔了60年左右或者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来自东方的一个国度，一支乐团，在这边演奏了他们的传统的曲目，莫扎特的《安魂曲》。
许戈辉：所以这点我非常好奇，尽管你一再地强调，这是文化意义很大，尽管一个艺术家可能他会在思想上没有什么精神上的约束，但毕竟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含义。
余隆：我压力不是在音乐演出上面，而是因为在被梵蒂冈方面，就是说他们通知我说，音乐会之前，将由我致词，音乐会之后，教宗要致词，这压力就比较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我可能是成为第一个作为正式在梵蒂冈致词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我自己本身也不是教徒也不是什么，我觉得作为这个事，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那天跟他开玩笑，我说，之前的音乐会，我从来没紧张过，但那天音乐会前，我上了三次厕所，我为什么上了三次厕所，并不是因为音乐会让我压力大，是因为这个致词让我压力很大。
许戈辉：你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致词？
余隆：致词当然花了我相当的时间。走之前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我必须用英文写出致词，然后在所有的致词上面，就是说各方面，当然我也得确认一下致词，是不是？那最重要的事情不在这，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那时候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形象。至少是在那边做这个致词，你是一个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国际化的今天的中国在这个世界大家庭里的一种形象。所以我就比较在意这个致词上的说话，因为作为音乐会来说，这是我的职业，它是太正常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象我那天开玩笑说，让我背对着观众，多少人我都不害怕了，让我面对着观众，可能我就不像你们面对观众的时候，可能觉得很自然地，对我来说面对观众，让我说话，简直觉得这个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当时我在写这篇致词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最重要讲的还是以文化作为一个东西来说的东西，所以说得更多的是我们今天作为中国爱乐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一种愿望，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感觉到非常荣幸的，能够亲临这个音乐会，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会，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和平和一种爱的的愿望。那我觉得这个上面是符合一个比较现实的我们今天的心情的，那么当时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我们去梵蒂冈之前，我们面对很多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杂音以及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火炬传递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包括出现的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上面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人应该是爱好和平的，是尊重文化的，尊重对方文化的，也希望对方能够尊重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沟通，我那天就说，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如果纵观历史来看，可能有很多的战争也好，还是一种误解或者是误读也好，都是可能是由于文化上的沟通，文化的差异。
许戈辉：没错，你这个观点就和星云大师是一样的，我问他，我说既然不懂宗教，就宣扬向善，他就给我一个答案，他说无沟通。
余隆：一个是不沟通，还有一种情况什么，由于文化上的一种差异，造成了文化的误读，其实本身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见得是一个敌对的情况，甚至我看到很多的书籍，包括像对一些战争起因，有些时候，你觉得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引起了这个战争的情况，那么我就觉得……
许戈辉：因为不沟通就没有理解的基础。
余隆：没错，没错。另外就说对于人和人，国家和国家，种族和种族，换位思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如何去学会尊重别人，其实也是教会你如何尊重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次梵蒂冈之旅最成功的事情是，我个人觉得是让大家看见了今天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宽容度。那么同时也让大家更加地体会到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有一种，就是面向世界的心态的，我觉得。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奥运之前，在各方面，我觉得我们能够做这么一个工作，我觉得是比较能让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骄傲是，不是说简单的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上的骄傲，而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些赞助商方面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注意的，你比如说我们主要去的主赞助方是中国建设银行，那么作为今天的中国的一个国际的大银行，因为中国建设银行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大银行，那么它能够代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支持者，从世界文化的一种支持者的一个角色出现，另外赞助方包括像一汽大众的奥迪，那么奥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是德国公司在中国落地的一个，和中国合作的一个机构，那么教宗本身也是个德国人。那么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考虑的，我们都考虑得比较多。
教宗与教民 并非如此狂热
余隆：至于那么这两家机构的整个，这个欧洲巡演的支持，我们都非常在意，不是说在平时的巡演上面，我们就会只说赞助商就是赞助商，那这次可能会考虑比较充分一点，如何代表今天中国的，尤其像我们必须有一个主赞助方是我们中国的机构，包括建行，包括他们的，在整个欧洲巡演里用的，他们的广告词就是叫善建者行，那么这次整个欧洲之行，我觉得就是代表了今天中国的一种文化，因为建行的这个广告语是一种文化的宣言，我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推动。那么奥迪更是中德之间的一个结晶，我觉得这个，包括教皇作为德国人，他也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对世界的另外一种认识。
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说，都是在文化的一种理念下面，推动整个文化，所以就变得，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本身是做文化的一个人，它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政治事件或者怎么情况，可能对我来说就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尤其是一个完全从民间角度来走向梵蒂冈的第一个台阶的这件事，我觉得。
许戈辉：我还是想让你重点谈一谈梵蒂冈。因为我相信有一种情形，我们也可能会在书上读到，或在电视里看到，但是如果不去现场，你永远无法亲身体会到，就是当教主，他驾临，然后成千上万的信徒们，见到他的时候，那种气氛，那种场面，可能你只有亲身在那才知道。
余隆：我觉得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样，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跟宗教和宗教不一样吧，我觉得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它这种人文色彩还是很浓的，教主驾临的时候，大家是起立的，是鼓掌的，大家还是以一个非常尊重的方式，没有到狂热的地步，我个人觉得并没到狂热的这个情况，因为……
许戈辉：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不是天主教徒，所以你体会不到呢？
余隆：不不不，不是这么个情况，教主进入场地的时候，我正好在台上，我已经在台上站着了，那么他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带有一种尊敬的心情，大家鼓掌，包括他走路的时候，跟很多的信徒握手，包括很多年轻的神父、修女，在那握手，包括普通的抱着小孩的观众，他跟小孩握手，这个场面非常自然。坦率地说，我觉得没有到用这种狂热这个字的程度，就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稍微有点狂热。
许戈辉：给我一个你的视角下的看法。
余隆：我的视角下，我觉得它这种和教宗的接触，更显得有文化，怎么说，更文明的一种感觉，它没有一种象我们有的时候看见的对一些宗教的纯狂热的一种状态，不是这个情况。当然这可能是在音乐厅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我就觉得是这种情况。
许戈辉：那我们的凤凰阮先生是教徒。
余隆：我看见了，你们阮先生握手，跟我们不太一样，阮先生扑通就跪那了。我是因为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方式，我觉得阮先生那天在那，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那么平时也老看电视里面阮先生在点评一些政治时事各方面。但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最后，教宗上台讲话的时候，我是坐在旁边听着，在长篇的讲话里，讲了很多文化、艺术，包括对中国爱乐，包括对我本人，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教宗最后非常热情地祝福了中国人，祝福了中国的奥运，甚至用中文在最后说祝大家一切顺利。我非常感动，因为像他这么一个老人，他能用中文，看得出他对中国的一种向往，我觉得至少他是对整个中国民族的祝福，我觉得是让我还是比较感动。
许戈辉：有时候他也提到了地震，是吗？
余隆：那是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还没有地震，我们离开欧洲的那天，正好是5月12号那天，离开欧洲的当天，就地震的当天。之前，5月7号。后来我们是，因为我们5月11号是在维也纳演，5月12号，我们正好上飞机回国的时候，正好汶川地震，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乐团的团员，我们因为爱乐团里，有很多四川人，所以有很多四川的这些音乐家们，大家都在说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地震，但是当时还没了解到情况这么严重，就是说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了解得这么多，到了北京才知道，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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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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