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左派”人士写作。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日“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11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如在武康路2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作班子卷入“一月夺权”的政治漩涡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班子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

当时，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都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能够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一员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追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投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继续紧跟，1966年1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上海“一月夺权”，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