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
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1964年4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也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忆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下一页：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