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文革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揭秘
本文作者：罗玲珊 文章来源：新浪网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如在北京的清华、北大写作班子“梁效”、“柏青”(笔名)，而在上海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罗思鼎”(笔名)。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丁香花园原是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私家花园，1960年代中期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驻地。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1963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1963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上海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1949-1962)”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500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口头称《内刊》)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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