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作为一份小小的一个知识圈里面的人看的杂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媒体关注它？看到它换个编辑也要为它大张旗鼓的做一个，一系列专门的访谈、专辑等。

《读书》见证新左派、自由派之争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它牵扯到一个过去十年来，大概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一场论战，这个论战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战，什么叫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战？要回顾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看看《读书》杂志最近推出一连六本的这个《读书》竞选的系列，就能看得出来。

这系列里面有《读书》现场，这是一些他们的读书办的座谈会啊，这样的一些文字记录，还有不仅为了纪念亚洲的病理，敌视的眼神，重构我们世界图景，还有我现在手上这本《改革反思与推进》，看这些文章，你大约能够摸出一个路径，就是你会发现《读书》杂志过去几年来，它很强调不只是做学术研究，而且要关怀社会现实，很强调提供一种，另一种看世界的方法。坦白讲，我很感激这十年来《读书》杂志，真的是让人长了不少的见识。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会忽略了韩国或日本跟我们怎么样构成共同的一个东亚文化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共同的文化圈底下去思考我们共同承担的一个历史？这些问题，都是《读书》杂志首先提出来的。当然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三农"问题的讨论，但尽管如此，它还是被成为一个被人们批评跟争论的对象，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现在的《读书》杂志有党同伐异的倾向，就是它聚集了一帮新左派的人，自由派的一些学者跟文人的文章上面就登不上去了。

结果有人就说，说自由派的人后来转移阵地，到了另一份刊物，那一份刊物就是，也是曾经风光一时的《书屋》杂志，那《书屋》杂志有一段时间，当它有这种鲜明的所谓自由派的色彩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锐气的，但到了现在，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刻意压低这方面，想变成一个比较单纯的文化的或者是文人的刊物，也有人说这后面是有一些政治的理由，这个我就没有做过考证的工夫了。

新左排、自由派争论勿须动气

我们说回这个新左派跟自由派，这两者之间的论战，我想是很多观众，很多朋友平常大家都听过的，但是这到底是怎么样的论战？论什么？双方有什么分别，我简单的，甚至粗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粗暴的讲，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差别有时候是一种精神倾向的差别，什么样的精神倾向的差别？它就是一个传统思想界里面左右的这种分别，这左和右的分别在哪里？就是左派通常是比较关心平等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右派关心的是个人权利跟自由的问题，这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容，但是有时候在一些讨论里面，它们会发生冲突。

很简单的讲，收税的问题，你赞成政府应该多收一点税还是少收一点税，如果你赞成多收一点税，你是希望把这些税，拿去做一个好的社会再分配，比如说有钱人，我们收他多点税，这钱拿来就能够摊分给老百姓，有公立医院，公立教育，如果你是主张个人自由的话，你就会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是我自己的，你政府凭什么要抽我的税，你这不是伤害我的自由吗？你看大约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倾向的区别。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底下，这两方的学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他们觉得有不同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是同一个问题，有不同两个方向的解答；有时候甚至是连认为问题，双方都认为自己才看到中国真正面临的问题，问题都是没办法共融的。

说到这点，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么说吧，有时候有一些新左派的学者，他就会认为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已经融入了全球资本市场。现在我们常讲一些全球化的问题，跨国企业的问题，他们带来的那种副作用在中国也会找得到，在中国也会看得到，中国应该在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全球的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前，先做好准备，怎么样有些东西政府应该要把好关，不应该太过放任交给市场去处理。可是对自由派的学者来讲，他就会说，今天的中国问题不在于已经太开放，所以也染上了其他开放经济带来的副作用，而在于，我们还不够开放，我们应该更开放一些，就是更开放一些，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原有的问题等等。

总之双方讨论了十年来，有点夹缠不清了已经，但是在我看来，我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站在外面这么隔岸观火这么去看的话，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看到这个讨论，到了后来，没有太多很严肃的一个沉淀下来，反而搀杂了很多意气之争，很多个人的派系之间的斗争，这就非常可惜了。

新左派、自由派同在一片天空

同时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我很强调这一点，我们是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这里的，我们所有关心中国命运、中国现实的知识分子，所有文化人、所有读书人，我们首先应该体认到一点，就是无论大家的立场有多大的不同，大家的学术和资源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首先我们是我们，就我们是一群人，我们的确共同享有一些更深的基础，什么基础？比如说我们都在学院里面，或者在传媒里面，或者在很多岗位上面有一定的位置，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跟作用，我们都受到了共同的限制。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这种政治体系的某种限制，传媒的限制，学院里面的限制，我们都在一个共同的命运底下，我们可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共同探讨是什么在集体限制我们，是什么使得我们进入了今天这样的状况，我指的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圈的人。

有时候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别，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他们并不是有那么大的歧异在，问题在于双方常常指责对方利用了政府的资源去打压另一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好好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我们跟政府、跟权利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有个什么样的距离？我觉得经过了这十年的考虑，《读书》能够给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是我们是不是到了一个时代，需要呼唤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集体自觉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