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中国现在有两个紧急的问题，一个是流通的问题，就是三角债的问题，一个就是经济下滑可能过快的问题，这个是短线的问题。另外从流通不畅通，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没有财政问题，地方政府这几年的财政非常依赖于房地产，从土地的出售到，拍地到房地产开发商就是纳税，这种购房者的纳税，就占了一大块，现在的话土地也拍不出去，房地产销售又大幅度放慢，接下来有可能，很多开发商的话，他去年拍的地，今年可能就退地了，就不给钱了。那这几年地方财政膨胀以后，他开支也膨胀很大，所以一下子他钱拿不出来，就是他的很多的供应商的话，就拿不出来了，他从地方政府开始，他一轮一轮下去，大家都欠钱，那地方政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是因为他可能摊子的话，一下子铺得太快了，有问题。另外一方面，中国这几年财政的话，都是从中央政府走的，中央政府在财政当中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可能解决中国流通问题，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财政的分配上面，可以灵活地，有点灵活的空间，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占的比例上升，解决中国流通的问题。

记者：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在过去这些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大概是多少？

谢国忠：过去的话是地方政府就是可能拿三分之二左右吧，现在可能是，我估计是一半左右，当然不一定包括所有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小金库等等之类的，中国今年财政的话，总的财政6万多亿的收入，财政之外的收入可能有两万多亿，加起来的话，可能有8万多亿，可能9万亿都有可能，所以这是很大的一块蛋糕，怎么来分。所以就是，如果能转到就是地方政府，给他们增加到5000亿左右的话，短线来说的话，可能中国现在很多流通的问题全能解决。

长久以来，财税改革的呼声未曾间断。现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曾指出，自1994年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日子相当好过，省政府也不错，地市一级的也不错，但是县一级的财政经常困难。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也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概念。

内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过大

记者：一直有一种观点都在批评说，整个的政府在中国的GDP，在中国的经济当中占的比重太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谢国忠：是，其实中国政府的话过大，刚刚提到了税收的话，可能有个近9万亿，还有国营企业的盈利，也可能一万五千亿以上，所以加起来可能有11万亿，我们的收入是政府拿走的。那我们今天的GDP的话，可能就28万亿，那个我们的折旧可能就有5万亿左右，5万亿以上，所以我们的净的GDP，就是23万亿左右，所以政府拿走一半，这在世界上来说的话是非常高的，除了欧洲的这些福利社会之外，他拿来主要是为了福利，在其他国家，如果你没有大量的福利开支的话，是没有这么大的，我们国家的福利开支很小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是政府需要那么大，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政府那么大的话，不光是一个它歪曲了市场经济当中一个分配的问题，还要引起政府的腐败的问题，他钱多了就权力大，权力大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一个问题，政府到底有多大，多大比较合适，这个我们应该要考虑，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低成本的时代过了，我们出现了成本上升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提高效益的话，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包括政府的行为，政府在经济当中占的比例，这个我们都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

记者：那在中国的GDP当中，政府所占的比例在什么水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谢国忠：我自己，我个人的感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应该四分之一差不多了，25%，足够国防，就是一些基本的社保，加上一些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还有本身政府自己的开销，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记者：那如果从具体的政府的政策来看，从财政政策，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要增加支出来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退税方面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建议千亿元的退税，您的看法呢？

谢国忠：对财政政策的利用就两个考虑，一个是稳定，短线，稳定经济，第二个是长线，就是增加国家的效益。从短线稳定经济来说，退税的话,钱给谁比较容易帮助经济，我觉得好的话，还是给家庭比较合适，我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2008年6月，由于财政收入的增加，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证实，市财政将拿出超过1.2亿元税收发放给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口，此次"千元红包"这颗重磅炸弹的投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舆论。通过调查显示，七成网民赞成政府发"红包"。一些网民认为，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一个接一个，动辄就投下几亿元的资金时，他们更希望多来些现实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