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跟广播员坐在一块，我跟观众大声说话，极力压住吵闹声。沈阳杂技团访美时，在芝加哥举行首场表演，芝加哥是欢迎他们的第一站，我们都去了，我当了报幕员，跟另一位中国报幕员一块，每个节目开始前都出来报幕。
第二个节目是狮子舞，她跟我一块出来，当时我们调换角色，她用英文报幕，我用中文报幕。刚走出来我就注意到，当时我们都有国家保安，国务院的保安官跟着我们，因为当时驻美中国联络办很担心，中国政府很关心安全问题。我注意到我们的保安有的围在正在表演的杂技团团员的周围，有的站在观众席的后面。当我要报幕时我注意到两名保安突然跑到观众席后面，我就离开了舞台，跟舞台管理员说不要把幕拉开，观众席那儿出事了。果然没过一会儿，我们闻到一种怪味，有人投下催泪瓦斯了。因此我们不得不终止表演，观众必须尽快撤离。
阮：是谁干的？
白：是一帮心怀不满的反共分子，我至今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但我有两件非常感人的事，我永远也忘不了。一是关于当时的表演，当时才表演第二个节目，总共有15个精彩的杂技节目，可见表演才刚开始。当时我还很年轻，但我要对杂技团负责，因为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当时都正在中国访问，主要负责人都不在，所以我得向杂技团责任，我就跟团领导说，保安刚跟我说，肇事者已经抓住了，但剧院管理员都说，要排除这股有害的烟至少得半小时到一小时，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取消演出，一是等一切都平静再继续演出，怎么定完全由你们来定。
坦白讲，我当时想他们不会再表演了，他们一定会取消今晚的演出。但他们在小角里商量片刻之后，回来就说他们决心继续表演。
这使我想到另一个感人的事，就是上周刚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一对中国选手出场时，女选手重重地跌倒了，每个观众都以为她决不会再表演滑冰了，没想到过不了几分钟，她振作起来继续表演，出色地完成了一切动作。
阮：看杂技表演的观众呢？
白：观众都不走，观众照样很多。杂技团表示将继续表演。我们就对观众们说，想要退票的观众，我们乐意给你们退款，愿意留下继续看的观众，杂技团已经同意等烟雾清理干净后继续表演。结果至少有75%的观众都留下了。后来他们继续表演，当时我真是感动极了。
白丽娟：朱镕基是我最喜欢的
阮：回顾过去，从有趣的那段经历到现在的美中关系，从你的角度看，你有什么感受呢？
白：我认为美中关系显然更成熟、更深入。回顾我刚开始在这儿、1971、72那几年，谁都不会想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谁都想不到美中关系会发展到现在这么广泛、这么深远的地步。我在这儿干了30年，30年也许是够长时间了，但看看美国跟其它一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并没有美中关系那么迅速和深入。这种关系显然不是轻易得来的，两国的文化、人民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同，但我发现美国人，当你谈到人民之间关系时，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相通的。我们为同样的事欢乐，我们都有幽默感，还有很多共同点。尽管有些美国人因文化背景不喜欢中国的文化，但中美人民之间关系是非常牢固和紧密的。
我们的文化虽然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或政府价值观也大不相同，因此关系总会有紧张的时候。由于中国发展这么快，跟其它国家的关系就会有内在的紧张因素。任何迅速发展的国家跟维持现状的国家之间，总会难免出现紧张关系。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各国间的关系问题，关心人民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要保持开放和真诚，有问题能共同讨论解决，不用他们插手，免得把事情搞糟。
阮：人们说你是中美关系的活历史，几十年来你接待了几乎所有访美的中国官员，34年来当你跟他们在一块，带他们看看美国时，哪些中国官员给你印象最深呢？
白：是仅仅是领导人当中，还是所有访美的中国人？
阮：所有的人。
白：那太困难了。我陪同的人都成百上千了。
阮：那就高级领导人当中。
白：我说了不会出麻烦吗？我想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朱镕基是我最喜欢的。他给我印象很深刻，他来时中美关系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他是天安门事件后不到一年，由我们主办访美的。
天安门事件发生于89年5、6月，他是90年7月访美的。当时他作为上海市长，率领市长代表团访美，共有宁波、唐山等五个大城市的市长，他是代表团团长。
你也知道，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在公共场合下都很刻板很拘谨，你要采访他们的话，要问的问题都得事先准备好。发言时，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念稿，不会偏离讲稿，而且理所当然地都讲中文。
可他却把这一切都抛到窗外，他访美时给我们的印象好极了。因为正当中国的形象处于低谷时，他能让美国人民有机会了解中国，当时美国人和世界各国的人都为天安门事件所震惊，朱镕基尽力做了修复工作。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对这一切他都十分清楚。而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仅一两次同意发表讲话，而且在其它不同场合也愿意讲。他不但同意上电视，还做了其它领导人都做不到的事。首先他讲话不用讲稿，面对不是十个人而是四五百人，他不用讲稿站起就讲，而且偶尔还讲英语，这是很特别的。他还同意上公共电视，我想他是第一位这么做的中国领导。我们请了他半天，他最后同意了，虽然他都讲中文不讲英文，但讲的很出色，很成功地跟美国公众沟通。
我对他十分敬重，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首先他敢于讲话，第二他讲话不用讲稿，第三他偶尔还讲英语。在天安门问题上他也直言不讳，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阮：美国公众的反应呢？
白：反映绝对是积极的，超乎寻常的积极反应。我想他改善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大大帮助修复改善中美关系。
年轻一代领导人非常杰出
阮：你发现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有什么不同吗？你显然认识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跟老一辈领导人有什么区别吗？
白：我想他们之间有些区别，我觉得新一代领导人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对外更加开放。我刚认识胡锦涛主席，那是几年前在欢迎他的晚宴上。今年四月他访问华盛顿时，我们还将设宴招待他。我有一次机会认识了温家宝总理。所以两位领导我也都认识。
我觉得他们非常正确的一点是集中关注国内重大问题，确保政府关心人民生活问题，不管是社会问题、还是环境问题、还是公共健康问题，都受到领导的特别关注。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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