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榕：因为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威胁袁世凯说，这个条约你必须执行，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条约绝对不得泄露，如果泄露，那我们就可能发生战争了。因为当时英、美，包括俄国同时在中国攫取各种不同的权益。所以它们对日本人，如果要单独吞并中国，或者把中国作为它单独的殖民地，它们都是有，互相有勾心斗角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它们也在打听这个日本人，到底跟袁世凯谈什么，也要把这个事情想揭出来。

解说：为了得到确切的消息，端纳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私人关系，意图查实这个密约的真实性，这个对日本人不抱任何好感的西方记者认为，和日本人做成的交易，不会比同娼妓达成的交易好多少。在他看来，查实密约并公之于众，是帮助中国并打击日本的最佳办法。在几次努力失败后，他想到了自己的老乡莫利逊，这时的莫利逊，已经辞去了记者工作，成了袁世凯的专职顾问。

邢建榕：端纳就到莫利逊办公室去，就是说你现在不做记者了，我现在的任务还是记者，所以我想可能要报道这种事情。那莫利逊知道他这个情况，对吧，两个人也非常熟悉，知道他这个来意，就是要揭露这个事情。但是他作为政府的顾问，他也不可能把这个东西交给你。所以呢，莫利逊也就是说耍了一个计谋，他说，我就有点事，你在办公室里坐一下，我有点事，我先出去。实际上就是放他去找那个文件。那么他，莫利逊一出门，他（端纳）马上就，实际上两个人心照不宣，马上就在那个台子上看到那个，这些放在台子上的文件。就给他找到了这份《二十一条》的这个复本。

解说：几天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一字不改地刊登了端纳的稿件，全世界一片哗然。日本人深思熟虑的侵华秘密，变得路人皆知，狼狈不堪。很快，端纳的名字再次光顾日本情报机关的《端纳档案》。

曾子墨：袁世凯和日本之间的密约被曝光以后，端纳声名大震。而另一位重要的参与者，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利逊却逐渐失意。1917年，莫利逊带着无限失落，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中国。在这20年中，莫利逊在自己的新闻事业中声名显著，成绩非凡。但是，这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人一样，他们更渴望自己能够直接参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取得更多的成就。可最终，他们收获的却是满腔的失落。

在中国的20年间，莫利逊搜集了大量中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仅《马可·波罗游记》就有50个版本之多。在他回国前，这批书刊以35000英镑的价格，被日本东京大学收购。有中国学者认为，莫利逊文库的流失，对中国的损失，等同于敦煌古籍的盗卖。1920年5月，莫利逊病重，魂牵梦绕的仍然是老北京那熟悉的四合院。他的夫人对朋友们说，假如他果真得死，最好是让他死在北京的老家，死在他所深爱的环境和朋友们的中间。两个月后，莫利逊病情恶化，病逝于伦敦的住所，享年58岁。

解说：就在病中的莫利逊念念不忘北京之时，正在这座古都里过着惬意生活的端纳，也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1920年，端纳不再甘居幕后当一个顾问，他接受了北京政府的邀请，创建经济统计局，并出任局长。端纳相信，大量的、准确的经济情报，将有助于把中国推进经济现代的轨道。北洋政府似乎很是看重端纳，这位经济统计局局长的月薪，达到了两万大洋。在那时的北京，这相当于180个5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

张鸣：像端纳、莫利逊这样的，在中国有他们的事业，他在其他国家，或者在他本土澳大利亚也好，在英国也好，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不会得到别人这么样的尊重，生活也过得没这么好。但是在北京说实在的，生活过得很舒服，他可以雇得好多仆人。

解说：端纳对于自己如此之高的待遇感到十分不安，他开始将自己的工资挪用到公务开支上，并且从不报销一分钱。在北洋政府的同僚眼中，端纳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傻瓜”。

曾子墨：1928年，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经过近两年的北伐，北洋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大权逐渐被南方的国民党掌握。端纳似乎是厌倦了中国的官场，他婉拒了南京方面孔祥熙等人的挽留，执意地辞去了局长职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我要像通常的中国官员那样，在事情难以容忍时一走了之。据说，在北洋政府拿着两万月薪，干了8年的端纳，这时不仅没有存下钱，反而倒贴了7万大洋。端纳对朋友们说到，实在不忍心给这个苦难的国家再添一份负担。自此之后，端纳再也没有接受过中国官方的任何正式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