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对于政治，丁韪良有着一股天生的热情，也正是这份热情成就了他在中国的事业。1858年，已经在宁波等地生活了近十年，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丁韪良，受聘于美国政府，以翻译的身份全程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谈判过程中，中国官员对于国际法的一无所知，让他深感惊讶。这让他找到了一个接近中国政治核心的机会，敲门砖就是这本由他翻译的《万国公法》。

沈弘（《花甲忆记》译者）：北京的那个美国公使，看了（翻译计划）之后非常欣赏，就把这本书呢，介绍给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当时是恭亲王嘛，他问丁韪良你有什么要求，丁韪良说最好你能派一个中文比较好的帮我完成这本书，然后最好你们能出钱把这本书印出来。后来恭亲王就给他派了4个人，把这本书完成之后，也是用总理衙门拨钱，把它印出来的。当时这套书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是好多外国人知道以后，都拼命骂丁韪良，说把这么重要的秘密，都告诉中国人了。

解说：《外国公法》中文译本的出版，同样也在中国官员内部引起了争议，反对者直指该书文字艰涩，一派胡言。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一项国际纠纷，却让丁韪良声明大振。

1864年，德国在中国领海捕获丹麦船，引发国际纠纷。如何处置此事，毫无经验的中方很是茫然，忽然想起《万国公法》已有中译，赶紧找来，按图索骥。原来这种外交纠纷，早有案例在先，于是按例处置，终使丹麦船只获释。大清帝国的主权尊严，也得到了维护。从此，丁韪良赢得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洋务派官员们的极大信任，他的人生篇章，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就在丁韪良春风得意的时候，同文馆新任英语教习傅兰雅却对自己的新工作失去了信心，他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向那些本已无缝的小脑袋瓜里，死命地填充知识，实在是苦差一桩。他很快便提出了辞呈，前往上海。他相信，在那个被称作是冒险家乐园的城市里，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价值。同文馆英文教习再度缺人，奕将橄榄枝抛给了刚刚赢得巨大声誉的丁韪良。

沈弘：因为当时丁韪良已经在北京办了崇实学校，而且他翻译了《万国公法》，他已经有一点名气，然后他（奕）就介绍他（丁韪良）来做英文教习。开始呢，丁韪良不是全职的，只是兼职的。他自己说呢，每天花不超过两个小时。

解说：丁韪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过了几个月之后，我觉得学院的工作没有扩展的前景，于是便请求辞职，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派人将我请去，竭力劝我收回辞呈。

沈弘：就说你别小看这个学校那么小，它以后可能会发展，而且告诉他了，就是说皇帝很可能以后也要学英语，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很可能会成为皇帝的老师。这么一劝说之后，他开始对这个教职，有了新的看法，他后来就决定留下来。

而且，就是因为当时规定，就是同文馆它有很多规则，规定在课堂里面不能传教。因为这个他暂时脱离了教会，就是全职的来从事同文馆的教学。

解说：当时的丁韪良不会意识到，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将对同文馆，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都将产生深远影响。1867年，恭亲王奕上奏两宫太后，准备在同文馆中新添天文算术馆。他的这一创新之举，同样受到了信任英语教习丁韪良的启迪。

丁韪良在其回忆录《花甲忆记》写到，他应聘到同文馆后，除了教10个孩子英文外，还很想开设一门如何使用和管理电报的课程。这个设想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奕的赞同，为了让官员们开阔眼界，奕还同意丁韪良将发报机带到总理衙门现场，指定时日，让大家一起来观看演示。

丁韪良还提到，不久，户部尚书董恂学会了发电报，大学士文祥也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因此，当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被提出来时，很快获得了这些重臣的支持。

然而，奕等人开设天文算学馆，并延请洋人教习的提议，却遭到了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大学士理学泰斗倭仁。倭仁上折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讽刺洋务派道，今求一艺之末，又奉夷人为师，根本就是在卖国。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整个士大夫（阶层）根本不行，没有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基本上没有用。你像那个《海国图志》，魏源的《海国图志》这种书，在中国编出来了，但是中国人不看，日本人看。

解说：对于种种非议，总理衙门并不示弱，奕在反驳的折子中指责倭仁的观点是“不识时务”之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两宫皇太后出面，这场争论以袒护奕，支持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而告一段落。暗地里，倭仁依旧对开设天文算术馆百般阻挠，竟使算术馆招生到无人报考的地步。丁韪良见计划受阻，终日郁郁寡欢。他再次提议，在同文馆内开设国际法课程，以应对中外之间日渐增多的纠纷。

沈弘：总理衙门就决定把法律也作为同文馆的一门课程，为了这件事，丁韪良还专门回到美国，去进修了一两年，请了最好的，当时美国最权威的，法律权威是耶鲁大学的校长，而且还拿了一个，好像拿了一个法律博士的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