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9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自鸦片战争以后,满清统治当局逐渐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相继开设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力图在科举选仕以外,寻找到另一条培养人才的佳径。因而,无论是同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教授、传播西学都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然而,中国理学大师"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文化与西方知识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伴随这一冲突的,却是一大批洋教习在中国的沉浮人生。
解说:这里是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的55号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110年前,1898年12月31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当天,让数百名中外来宾颇感惊讶的是这座大学礼堂里,仍然像中国私塾一样,高挂着孔子的画像。更让人们吃惊的是,在随后进行的典礼中,一群穿着教授礼服的外国人,对着孔子画像鞠躬致意。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内心充满疑问的人们,把目光聚集到了这群外国教授中为首的那一位,他就是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丁韪良。
曾子墨:按照《京师大学堂规条》中的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总教习、总办、提调、分教习。其中,中西文总教习负责全校教学及各管理工作的分配,放在今天来看,总教习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所以,后世不少学者,更愿意把丁韪良称作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自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统治当局逐渐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相继开设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力图在科举选士以外,选找到另外一条培养人才的佳径。因而,无论是同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教授、传播西学,都是他们的重中之重。由此,有一大批西方学者,逐渐在中国的近代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故事,将从同文馆创立的那一年讲起。
解说:1861年1月,北京圆明园废墟上的云烟尚未散尽,英法联军已经撤出北京,满载而归。他们的离开,让恭亲王奕如释重负。
这一年,奕28岁,受封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然而,祖宗留下来的基业,此时已是千疮百孔,大清帝国的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年轻的亲王深感举步维艰,痛定思痛,奕联合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一班大臣写了一个奏折,这就是后来被视为洋务运动开端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作者):那其中就要包括成立各国事务衙门,培养那个翻译人才等等都在里面,翻译人才里面就要成立同文馆。
解说:一番紧急筹备之后,奕在自己的总理衙门旁边找了一处院落,准备开办京师同文馆,培养通晓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的外交人才。几百年的固步自封,终于在这一刻,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然而,一个技术问题,却让这第一步迈得无比艰难。
由于多年来的闭关锁国,整个中国能够讲一口流利外国语的人少得可怜,能够传授外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奕只好要求上海、广州等地官员,从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当中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2人,共派4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不料,广州、上海两地官员的回复却是无人可派。
就在奕无人可用,着急万分的时候,京城里的另一群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这些人,就是3年前,利用中美《天津条约》进入北京城的各国传教士们。他们认为,如果能进入这所官办学校担任教师,将有助于他们在中国的下一代中传播基督福音。果然,英国传教士包尔腾率先收到了奕的请柬。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官员们,早已看穿了自己的小算盘。严正警告说,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案,立即辞回。深感传教不易的包尔腾,经过慎重思考之后,还是接下了这份差使。然而,他很快便遭遇了另外一种尴尬。
袁伟时:一般人不愿意跟洋人打交道,甚至认为跟洋人打交道是个耻辱的事情。那同文馆,实际上(学生)本来是比较少的。
解说:师资问题刚有突破,生源的匮乏又是一道难题,为了吸引学生入学,奕想尽了各种办法。当年的同文馆学生,后来的戏曲大师齐如山这样回忆到,在有了如此这般的努力之后,从1862年6月11日开始,同文馆之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相继开馆授业。
然而,当时到中国的大多数洋人,凡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不易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师资问题,一直未曾彻底解决。不过,当时的齐如山并不知道,有一位真心热爱中国的英国人,正在香港等待着机会。这个人就是日后在中国物理和化学领域鼎鼎大名的傅兰雅。
傅兰雅出身于苏格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的父亲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迷。虽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仍然倾其所有,资助在华传教士。受父亲影响,傅兰雅也迷上了中国。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到,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中国迷”。1861年,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傅兰雅,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一个去香港工作的机会。
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看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傅兰雅翻译的,不停地出现傅兰雅的名字。他付出大量的精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劳动,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
解说:然而,在1862年,23岁的傅兰雅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当同文馆英文教习包尔腾终于忍受不了清朝官员不让他传教的规定,弃职而去之时,傅兰雅经人推荐,接替了包尔腾的职务,就在年轻的“中国迷”投入到新工作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正在聚精会神的翻阅着《英汉字典》,逐字逐句的翻译着一部著名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这个美国人就是日后成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的丁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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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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