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很多战俘仍然在这种难言的酷刑里挣扎，有些仍在责备自己屈服于抓捕者的审讯。

约翰·麦凯恩：当他们真的狠下心来对付我们时，我们的情况变得很艰难，而且那一刻我在犯罪招供书签了字，对于我来说，当然感到懊悔，巨大的懊悔。

解说：越南人知道，如果他们隔离开一个人，使他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那就很容易打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并使他们的精神崩溃。战俘们也有对策，他们设计巧妙的方法与他们的狱友保持联系。

肯尼斯·诺斯：级别高的人都是单独监禁的，但是放风时是在一起的，这样我们每一个在监狱中的人，都有很多保持联系的方法。比如把小纸条压在小石头的下面，敲打出暗语，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大喊大叫。

解说：战俘们学会彼此依靠，并且他们很快发现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即使是单独监禁，战俘们也并不孤单，午睡时间，当守卫们都睡着了。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联系，例如在卫生间洗手池下贴小纸条，在墙上击打，或者用咳嗽声，手语以及猛力撕扯衣服来取得联系。

约翰·麦凯恩：我不仅可以很快地交谈，我还可以通过他们击打时采用的方式，辨认出是谁在联络。

解说：战俘们采用“史密斯·哈里斯密码”进行联络，这密码是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在这套密码中，字母按顺序被分为五组，除掉字母K不要，每组有5个字母。

肯尼斯·诺斯：他们知道我们有办法互相联系，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使用的击打密码，我们也可以利用锡杯放在墙上同墙另一面的人说话。

解说：因为战俘的亲属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生死，所以监狱中的战俘们同心协力汇编了一份在监狱中的战俘名单。

肯尼斯·诺斯：每一天我们都会记忆和背诵那些还活着的战俘的名字，这份名单总共有550个人。

解说：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够活着出去，把这些幸存者的名字公诸于世。

陈晓楠：曾经的美国空军飞行员，越战俘虏约翰·麦凯恩后来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甚至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年在河内战俘营的斗争经历，也成为他最辉煌的竞选代言，与他同时被囚禁的美国空军上校肯尼斯·诺斯同样表现出色，他以异于常人的勇气捍卫了一个军人的尊严。

解说：1970年3月，肯尼斯·诺斯上校被抓捕他的人选中接受一项特别待遇，这也许是他最期盼的事情。虽然不是释放，但是他可以获得同家人联系的机会，他的家人已经四年不知道他的死活了。然而，接受这样的特别待遇是被《美国行为守则》所禁止的。

肯尼斯·诺斯：守则的绝大部分条款我都很赞同，切记不要接受来自敌人的好处，就是其中的一项，这是为什么我不写信的原因，除非他们将这样的好处给每一个人。

解说：仅管满怀着与妻子联系的热切心情，诺斯上校还是拒绝享受特殊待遇，因为他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战俘，都能够得到同样写信的特权。与此同时，卡罗尔回到了马萨诸塞州的韦尔弗利特，这样能使她的4个女儿离家里更近。一天早晨，她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卡罗尔·诺斯：提到美国的这个小镇，在冬天的时候只有1200人，我接到了一个从小镇邮局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上他说，我想这里有一封你丈夫给你的信，我走进去说，我来取我的信。邮政员贝利先生是一个很壮的人，他交给我信的同时眼泪就滑落到他的脸颊，我看了信发现它很轻很薄，半透明，那是用来国际邮递的海外航空信，它只有13行长，但是收件人是我。我打开信，称呼是我和我的四个女儿，他写到“我很好，我还活着，我希望你们圣诞快乐，我感到有点孤独”。

解说：收到信后不久，一个情报局的官员在1970年的年初找到了卡罗尔·诺斯，他想研究一下那封信。

卡罗尔·诺斯：信里面有一种我不知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但是他们之间可以通过这些邮件传递通讯，所以我把那些信交给了专门机构，他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一些信息和线索，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我永远也不知道那些密码是什么意思。

解说：那些字母被组织成“菊花链”，一个“菊花链”就是一个秘密的通讯系统，信息就隐藏在那里面，因为每个战俘一封信只被允许写5行，所以往往要用几封信，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因为有些战俘不被允许写信，这项工作就由别人来代劳以隐藏这些密码。这项计划进行的很好，直到越南人决定收回所有的信件。卡罗尔·诺斯很快知道，他亲笔写给丈夫的回信，也要被旁人重新抄写过。据悉，情报人员还会使用一些胶囊，和一个称为“微点”的设备与战俘们进行秘密联系。

这个“微点”是一个很小的照片文件，它太小了以至于只能在高倍率的放大镜下才能被阅读，它可以把一个报纸栏大小的文字块缩小到只有铅笔点大小。一个放大镜装置被偷偷运进了监狱，在使用放大镜的一段日子里，战俘们迫切想要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的愿望被满足了。

肯尼斯·诺斯：当他们发现了一个正在使用放大镜阅读“微点”的人，一些都结束了。据我所知我们只有一个放大镜，那个家伙把它放在一罐花生酱里。当吃这罐花生酱的时候，东窗事发了，它被包在玻璃纸中，他知道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