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思想界的先驱，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刘锡鸿之流不就是鬼蜮与豺狼吗？在这个蝇蚁蚊蚤横行的社会，希望与前途究竟在哪里？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的情景，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顷阅子潜（王韬）

《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如果说，郭嵩焘早在甲午战争十多年以前即已批评洋务集团学习西方“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那么，在1884年以原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形式出现的一篇政论，即已对西方国家之本作较为具体的探求，并且明确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

遗折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同时，此折还有“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语。

同在1884年，郑观应《南游日记》也有极相类似的语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体西用”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因此，后来者如谭嗣同等对其批评也日渐激烈而深刻。因为实质上讲，摆出一副公正持平姿态的“中体西用”说，尽管不再赤裸裸地公开反对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但其貌似维新却在骨子里维护了农业宗法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癸未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

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