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李鸿章的洋务生涯 第三集：

1870年5月23日，天津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教堂拐婴、害婴的罪行。由于法国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愤怒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并杀死丰大业等十六个外国人。事后，法、英、美、俄、意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清朝官员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醇郡王奕譞为代表，反对抑民奉外，丧权辱国；另一派以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代表，一意主张妥协议和。最后，清政府决定从陕西调李鸿章淮军人直备战，同时，派妥协媚外的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丁日昌等人一意主和，不敢谴责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反而认为如果不向外国人交出足够数量的人头，解决不了这次教案引起的危机。因而自7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限期，昼夜追求”，“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声称“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曾国藩的媚外丑态，引起了朝野的强烈反对。

1870年8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善后事宜，采取了内松外紧的做法。他一面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劝清政府坚持备战，说：“前曾国藩奏称因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臣奉命带兵赴直，何可仍以无备而往？”“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李文忠公全书。奏稿》），表示了决心，一面把带来的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