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一青年反驳他：“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蛇口争论的问题在当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意义重大。

大陆的媒体流露出明显的对蛇口青年的欣赏与赞同。人们注意到了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说起“蛇口模式”，还得从1978年说起。那年10月9日，交通部上报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文件要求招商局“争取五至八年内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而所需资金来源原则应“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向国家要投资”。文件还建议授予招商局一点权，比如可以就地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可以一次性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从事业务活动权等。

三天后，这份文件就得到了批准。于是，招商局决定利用五年利润留成和部分银行贷款，独资开发和独立经营蛇口工业区。招商局从提出设想到考察选址，从拟写报告到广东省、交通部会签，再上报国务院批准，仅仅费时一个多月，第一排开山炮声便在蛇口响开了！

在开发和建设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招商局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等口号，要求员工更新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效率观念、契约观念、信息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率先实行工程招标，并不失时机地深入开展基建招标、管理体制、干部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1981年5月，蛇口工业区基本完成“五通一平”第一期工程，并以优惠条件引来首批企业项目及5亿港元的投资，工业区外向型经济格局逐步形成。

招商局为外商考虑，让他们有利可图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曾有过这么一件事：招商局1980年1月在港分发的《蛇口工业区投资简介》中规定，利得税的税率为10％。后来国家规定的税率为15％。对此，招商局照国际商业惯例行事，信守承诺，对国家规定颁布前所签契约，一律不变，5％的差额税款由招商局承担，从而消除了外商的疑虑，投资信心大增。

有些外商投资蛇口时一定要招商局参股，觉得有这样的合作伙伴放心。香港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说：“我同招商局合作得很愉快”，“双方商谈投资建厂，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达成了协议”。三洋电机(蛇口)公司副总经理迁井则称：“这里建厂的条件最使我满意”。

外商赚钱，工业区自然也蒙受其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工业区从81年起开始回收投资，回收率和收益均超过当时香港市场的浮动利率。工业区以其特有的高质量和高速度，形成了开发一片、回收一片、再开发、再回收的流动式投资格局，实现了工业区外向型经济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