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陷入“敌占区”

新官上任，发现这里（温州）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远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吴仁宝没有这些烦恼。这一年的《人民日报》上仍然刊发着华西村的消息，照例是作为正面典型。新闻图片是几个华西村的老人聚在一起，图片说明写道：华西村的老人在社队养老院安度晚年。

早在1969年，吴仁宝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他以一种“大逆不道”的方式悄悄改变着家乡，虽然被人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但吴仁宝搞的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胚胎。1982年，华西村净赚180万元。

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华西村这样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费孝通在1983年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将其命名为“苏南模式”；另一种则是八大王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费孝通说其特点就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后来被称为“温州模式”。

两种模式对待计划经济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两者的发展道路不会同样顺畅。温州可谓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这里地少人多，交通不便，为养家糊口，温州人善于闯荡、经商，且大胆敢为，游走法律边缘。乐清县柳市镇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1979年之后，乐清突发走私狂潮，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等偷运进来，走私交易市场在一些偏僻的小码头形成了。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主办的刊物《温州工作通讯》，有一份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材料，说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诸多问题。

1981年初，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当时一下车来到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说，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于是就有了八大王事件。

柳市似乎很不走运，每当国家整顿私营企业时，它总是首当其冲。1990年前后，国家有关部门下定决心打击假冒伪劣。一方面可以净化市场，另一方面则可以对体制外的中小企业进行整肃。一些重点区域早早被圈定，温州又是焦点。这次被选中拿来当典型的，还是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

疯狂的君子兰

贫穷日久的底层民众对财富的渴求不会再停下脚步

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被提出的那天，关于两者优劣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温州人在小商品市场中涌动的致富欲望和野心却在全中国渐渐蔓延开来。

这一年最神奇的花卉和商品当属吉林省长春市的君子兰。这种气味淡雅、常被寄予志趣的观赏性植物，仿佛在一夜之间身价暴涨。原本几块钱一盆的花卉价格一路扶摇直上，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上万元。1982年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出现了。到9月份，在长春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君子兰叫价1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