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外的鸟

国企是笼子内的鸟，笼子外的野鸟不能抢笼子里的料。

还是三月，武汉国营181厂的工程师韩庆生迎来自己案件的开庭审理。一年多前，有熟人找韩庆生帮忙。武汉市九峰乡生产铁锹锄头的农机厂快倒闭了，想开发新产品救厂。厂长黄从良希望韩庆生能帮助他们设计产品，售出后，将给他和另外3个技术人员每人600元报酬。韩庆生那年每月工资50元。妻子程冬香在181厂子弟学校教书，每月35元。家里还有4个孩子，2个老人。“家里不敢多买一毛钱的东西，每到月底必须借5块钱才能过到下个月”。

韩庆生和另外三位工程师帮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成功地让农机厂起死回生。“那些农民放鞭炮庆祝，把我当祖宗看待。”韩庆生拿到了600元，就是这600块钱，让他坐了300天牢，“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

181厂党委发出《关于九峰公社农机一厂重金贿赂韩庆生等人窃取我厂污水处理净化设备科技成果的案情报告》。后来替韩庆生辩护的律师周明达说，此报告为韩庆生罗列了“盗卖工厂图纸，泄露军事秘密，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收受贿赂”等4大罪名。

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吃饭，这本是常识。常识就像空气，必不可少却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忘记。

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韩庆生的罪名被简化为利用国家技术谋取私利，也就是“技术投机倒把罪”。八大王的罪名也是投机倒把，他们和韩庆生一起“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机电大王”郑元忠有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但是与“经济秩序”或者“国有经济体系”比起来，郑元忠的小洋楼显然太渺小了。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笼子与鸟”的理论。这是论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说法，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身陷监狱的胡金林和郑元忠们正如笼中鸟，但是他们获罪的原因，却正是因为他们并不身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大笼子，他们是笼子外的鸟。国有企业搞不好，导致中央财政出现赤字，归根结底都是这些野鸟与国企抢原材料、抢销路，甚至抢人引起的。

“秋风萧瑟”的味道

对不同身份的企业应当制定不同的政策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基本思路。

1982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美国财政赤字及其恶果》的文章。文章说，美联社估计今后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将超过4000亿美元（1982年度1090亿、1983年度1523亿、1984年度1620亿）。事实上，1982年的中国刚刚品尝过巨额财政赤字的滋味。

《中国经济年鉴（1981）》披露的数据，1979年赤字170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1982年3月4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说：1981年财政赤字不到27亿元，但是财政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今年的财政预算还列有赤字30亿元”。解决财政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努力发展生产。中央的思路是，力保国企。

对不同身份的企业应当制定不同的政策，这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基本思路。当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乏力，民营企业却迅速成长为一股经济力量时，保护前者遏制后者的意愿很快就在政策上反映出来。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中共中央两次发出措辞严厉的文件：《紧急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决定》还确定了打击对象，并指出，对于虽不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但确实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员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处。

八大王事件和韩庆生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

乌云笼罩在民营企业的头上。

下一页：仿佛陷入“敌占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