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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春天，毛泽东用非常引人注目的词句，表达了他改变中国处境的决心以及他能够做到的信心，他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事实证明，毛泽东显然过于乐观了。
在1949年过后不久的那些日子里，虽然在中南海的大门口也有警卫站岗，但还是允许市民到中南海里面去游览；一般情形下，人们总是可以透过周总理办公室的窗户看到总理，而毛主席则常常迈着潇洒的步子，不带警卫陪伴，从政府的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
建国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日子其实并不多；那时候，他更多的是在一辆属于毛泽东专用的列车上；这辆专列随时都会出发，也随时都会停下。
围绕着毛泽东的这辆专列，前前后后发生过很多故事；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每年五一和十一，毛泽东必须要出席在北京的庆祝活动之外，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专列上度过的。毛泽东既在车上办公，接见地方领导甚至外宾；他也在车上休息；每到一处，专列就会停到支线上，不妨碍正常的通车。
这辆专列就这么载着毛泽东，不断行进在中国版图上，而这也是他实地考察的一种特殊方式。
侯波：农村，工厂，主席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觉得主席是个伟人，也是个凡人，他对老百姓最关心，我们的国家怎么建设，农民到农村以后，他不是表面看看就走了，他跑到农民家里去，要是农民家里黑漆漆，很脏，主席也从来不嫌。
吕厚民：到哪个地方都要找地方领导，找各个方面的人士谈话，作为调查研究，了解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工业，农业，包括对国际上的一些问题，方方面面都要做调查研究，出去很勤的，出去并不是休息，甚至在火车上都要开座谈会，都要办公。我过去拍过主席在火车上看河北省的一个水利规划图，趴在案子上，伏案在那看。
程汝明：主席的生活习惯，他是住在专列上，在54年跑专列到哪去，他不下地，就在车上睡，车上办公，60年开始，他下地了，我记得有一次到了石家庄，在50、60年代的时候，石家庄有纺织厂，这个火车推到纺织厂里头去了，当时我们就说，纺织厂今天怎么关着门呀，当地的公安说，放假了，主席住在这。
有好多时间，这个专列在那，车上不知道是谁，地下的保安都不知道是谁，就不用说别人了，那时候的保密相当严，当地的公安就在主席身边，底下站哨。他就不知道车上是谁，咱也不说，他也不问，没有问的。过去共产党有规定，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就有这么个规定。
侯波：为什么他不下去住呢？他不愿意打扰地方上，什么接待了，他就不高兴这样的。他要找人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就叫他们上火车，一块谈，汇报工作完了以后，一块吃饭。我们跟着主席，他要去视察，去看农田这些，看工业，都是看完了以后回到火车上吃饭，大家一块吃。
毛泽东专列停留最多的城市，一个是武汉，另一个是杭州；一个是在东湖之滨，另一个是在西湖岸边。或许是南方的湿润空气更适合毛泽东，每到这两个城市，他都特别愿意下车散步，甚至住上一段时间。
王鹤滨：就是在参观湖北武钢的时候，那个工厂内部有高炉，就是出钢胚的，有高炉的炉灰味道，粉尘，屋里很严重，我带着20几个口罩，我想这么多口罩，应该给主席戴上，又考虑别的首长，主席不戴的话，别人是不会戴的，当然我也不会戴。我偷偷地从提包里面掏出口罩，悄悄地给，碰了他一下手，他看到有人动作了，一看看到口罩，他马上那两个眼睛，我想这是两把利剑就向我刺来了，然后我手那么一摆，就赶快把那个口罩装在裤兜里头。所以他考虑就是说，当时我两个考虑，一是劳动条件太差，另外主席不愿意把白口罩像一座长城一样给工人揭开，以后考虑这个政治意义非常大的，为什么，他考虑工人那么劳动，里面粉尘，不卫生的气体，离那么近都没戴口罩，我毛泽东能戴口罩吗？是吧，我考虑问题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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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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