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琦：有一句老话，时代造英雄。这句话用在我们十位顶级的具有代表性的钢琴家身上一点也不假，因为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位大家，那是先天的天分，然后呢后天的努力，再加上一定的人生阅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钢琴家从十六岁到八十三岁，八十三岁的这个克劳德·弗兰克经历过欧洲的二战。再来呢我们看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卡萨利斯还有费尔茨曼，一个是来自法国，另外一个来自这个前苏联，他们的人生当中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起伏。在这其中，他们悟到了哪些道理？可以告诉我们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

周瑛琦：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成为钢琴家的？

费尔茨曼：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我父亲还健在，他是一位著名的轻音乐、流行音乐作曲家，像美国的乌尔文布拉林一样，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尼尔森·费尔茨曼是谁。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没有那么有名。我在美国和西方比较有名，但是在俄罗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地知名。他87岁了，还健在，非常活跃。他每年都从普京或者其他的总统那里得到奖章，像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因为他就像他们的国宝。所以说我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我的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我开始的时间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其实很晚了。6岁的时候我到苏联的莫斯科接受非常好的教育，那是一个很小的精英学校，有来自全苏联的最有天赋的孩子，他们给我们非常严格、非常强有力的训练。

解说：费尔茨曼生于俄罗斯，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他从俄罗斯的文学、诗歌、艺术以及音乐大师们那里汲取营养，然而他却坚决反对苏联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由于体制原因，在苏联，费尔茨曼很少能得到演出的机会。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甚至只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费尔茨曼决定逃离。由于他的俄罗斯犹太人身份，他先设法申请了前往以色列的签证，然后转往美国。

费尔茨曼：我花了8年的时间试图离开，但是我不因为我的离开而感到后悔，不后悔。美国，我认为他们在上个世纪做得非常好。它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向很多被迫害的人敞开大门的国家，它做得很好。我认为实际上它的里根总统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我和他有私交，他帮我离开了俄罗斯。当我出来的时候，就像红地毯在等我一样。我在美国的第一场音乐会就是在白宫，为里根总统举行的，也是在1987年我初次在肯尼迪大厅和其他大的音乐厅演出，都是和著名的交响乐队合作，还有欧洲，等等。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幸运。

解说：卡萨利斯的音乐之路走的相对顺利一些，作为希腊人，他出生于法国马赛，童年在喀麦隆度过，3岁学琴，8岁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不久便顺利考入了巴黎高等音乐学院。

卡萨利斯：当我的母亲怀孕时，她希望她的儿子将来当指挥。周瑛琦：真的吗？为什么呢？卡萨利斯：是的，这很好玩。因为当我56个月大时，我的父母声称我会唱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墨西哥歌曲《拉达斯帕》，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没有撒谎，他们说我试着唱这首歌。然后当他们买钢琴时，因为他们热爱古典音乐，他们是过去少数有钢琴的人，当他们为比我大一点的姐姐买钢琴时，我清楚地记得我3岁半，当搬运工将钢琴放在客厅时，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把钢琴放在那儿，我被吸铁石吸引了，我走到钢琴那儿，试着用一个手指弹，我就是这样开始弹琴的。

解说：卡萨利斯是6位外国钢琴家中与中国最有渊源的一位，他从小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为此次中国钢琴之夜，他还专门写曲，以古希腊旋律为开头，中国旋律《我的祖国》和《北京颂歌》穿插其中，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北京奥运。

卡萨利斯：我们应当永远不忘记中国一直有高度的文明。我有一个叔叔是一位历史学家，从我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忘记中国的文明，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文明。当我想到西方人对中国所做的所有坏事时我感觉很糟，你知道拿破仑是怎么说中国的吗？他很有远见，他说，当中国醒来，世界将颤抖。我想他的意思未必是军事上的，他说的意思听起来是将会有一个新的竞争。奥运会就是如此，中国获得了第一，中国超过了美国，我得说为什么这件事没有早点发生。

解说：在法国巴黎，卡萨利斯曾和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共进晚餐。谈起那次见面，他的记忆仿佛又被拉回到18年前的情景。

卡萨利斯：我记得18年或者20年前在巴黎和邓小平的女儿吃过一次饭，邓小平就是向西方打开社会主义中国大门的伟大领袖。我接到非常重要的唱片品牌EMI高层的一个人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我们从外交部得到信息，邓小平的女儿来了，她想见见一些艺术家。邓琳女士，她是位画家。有4、5个中国人陪着她，3辆法国外交部的汽车，我们艺术家是3、4位。起初，有一位法语翻译，他的中文说得很好，她们非常害羞，我尝试和她交流。突然她告诉我，我知道莫扎特的双重奏。通过音乐，沉默打破了，可能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接着沉默打破了，我们聊得很愉快，谈绘画、谈音乐、谈欧洲和中国的文明，非常好。

周瑛琦：与这些钢琴大家对话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他们的世界观。譬如说卡萨利斯为这次的演奏会准备的曲子就是来自他的希腊的血统，他说这个古老的西方的文明跟东方的古老的文明在这次的奥运会当中是一个融合，是一次热情的拥抱。除此以外呢，我们也问到了费尔茨曼说那什么时候我们新中国才能成为一个艺术的大国、一个钢琴的大国、一个音乐的大国，他就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说德州有一个很有钱的女士到伦敦的海德公园，她非常喜欢芦荟、那里有一个园丁，她对园丁说，不好意思，我非常羡慕你的芦荟，太漂亮了，我想尽一切办法都没有得到，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么好的芦荟的？园丁说道，嗯，女士，非常简单，你花300年时间，每周修剪两次就可以了。这里头有一些真理。

崔世光：我在14年以前去台湾演出，我碰到了香港很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周凡夫。我问他，我说，哎呀，中国钢琴作品怎么样才能推广到国外去？周先生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不是你的作品好或者作品多少，是一个中国的综合国力怎么样。国力强，自然而然就可以推广了。这是14年以前他说的。

周瑛琦：在同一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他们来自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梦想，他们可以演奏出来和谐的旋律，可能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让中国钢琴之夜感动以及震撼的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不只是奥运精神，也是艺术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