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林：次级债就是所长的有限次序是在一般债券之后，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银行清算，它要先还那些一般的债，等到它还完以后还有剩钱，再来还次级债，所以它的风险是比一般债券高的，国际上都把次级债作为它的资本金，做为一种很类似于做生意本钱的东西，所以次级债的增加是可以增加你的资本金的规模的，那你资本金规模可以增加，你的贷款就可以放多一点，现在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银行之间的次级债，它是互相持有的次级债是要抵扣的。

解说：现在中国银行间互相持有的次级债规模大概是1900亿，如果按照12%的资本充足率，将会有1.5万亿的贷款能力因为新的政策而被约束下来。周炳林认为被约束的额度相对于整个放款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整个银行体系真正的资本达4.1万亿，1900亿对银行真正的放贷约束能力并不大。但是它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释放一个信号，货币政策收缩的强硬信号。

刘芳：以史为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失落的十年正是由于政府在通过不断地刺激货币的同时，没有去考虑货币的流向，导致相当部分的资金直接就流入到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没有帮助。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干预资产价格的广泛争议。短时间放款太多，会推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当大家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多，拼命增加资产配置时，也推高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再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和投资者的信心，人性的贪婪和健忘必将酿造一次次的“泡沫——破灭”循环。用美国的一句谚语，“应当在依然阳光灿烂的时候修理谷仓的顶棚”。于是，对于这一次政策的微调，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认同，有网友说如果这能把挪去炒股的钱，逼回实体经济，这倒也算是好事。中国经济会不会二次触底，要看这七万亿有多少浪费在直接消费与过剩产能了。

冉兰：我们国家有一个效率非常高的货币投放体系，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它的投和收的过程，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同时它的匹配效率非常低下的监控体系，也就是说在我们投放下去以后，发信各级的商业银行跟各地政府，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同盟。因为从我们分析GDP的三驾马车来看，事实上去上马一些基建项目，上一些大的投资项目，这个是最容易体现出地方政绩的，也最容易拉动地方的GDP，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原来已经是这样了，你想让它马上急刹车去收紧，的的确确可能会出现一些烂尾楼，或者是一些烂尾功程的项目，所以说现在也不适合去急收，只能说再做一些方向上的调控和一些贷款管理上的考量。

解说：在正常的经济周期中，企业投入资金增加就业，就业人员拉动消费，也就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反复以往。但是在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全球的经济结构被巨大的泡沫扭曲了。

冉兰：泡沫最终就是两种结果，一个是我们自己把它刺破，一个是它自己破掉，所以从整个过程来看，我们去研判这个泡沫，其实并不难，比较难的是你对这个泡沫的态度，很多人希望说，我洗一个泡泡浴，这个没关系，这个市场能涨到多少，那我就跟着它多少，但事实上我们发现，A股出现一个崩溃式下跌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还在洗泡泡浴，他还是不愿意出来，所以说从A股市场十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对市场运行的内在规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刘芳：在恐惧时贪婪，在贪婪时恐惧，好说不好做。或许只有经历过数个市场周期的投资者，才能洞察市场，时刻保持警惕。有一位经济学家总结，证券投资的本质就是非理性冲动，因为普通人的理性和投资人的理性是完全不同的，普通人买东西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有证券投资是只交钱不提货，还要每天花时间看市场，以为自己的钱还在市场里。其实，投资人的钱在投资的瞬间就离开了市场，人们彼此之间交易的是预期。当预期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之时，资本市场才真正诞生。买的人由于看涨所以买，卖的人由于看跌所以卖，差别仅在于一个“看”字，就在这个看字背后，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变成了市场所谓的“理性”，证券市场也就永远处在过度繁荣和恐慌的交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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