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民权利虚无是中国基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解说：但在牛市的时候，基金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国世平介绍，在牛市的时候，投资者不仅购买意愿高，而且更愿意购买净值便宜的基金。所以很多基金公司都以分红的方式降低基金净值，同时还能有效地刺激更多的份额申购。但如果把角色换成基民，则又是另外一种视角。对基民而言，基金分红一般意味着收益落袋为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代表着绝对利益。

国世平：在牛市中间，他不看重基金的分红，他更多的看这个基金的市值的上升，就好象我们在牛市买股票，我们不看重股票给我分红多少，我看重的是股票的上升的问题。那么在熊市中间，我们知道，股票的上升，基金净值的上升，肯定没有，可能还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分红的问题，你要给我分红，我至少有一部分收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基金往往跟基民的利益是相悖的，基民需要做什么，它不做什么，基民不需要做什么，它要做什么，这就是跟我们国家的基金管理是有很大的关系。

刘芳：利益上出现了对立，却没有人愿意去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这些年来，究竟谁在基金分红中获得了利益？此言一出，公众舆论的矛头的都直指基金公司。其实，在基金设立之初，中国的监管层之所以采用信托制而没有采用公司制，出发点就是认为信托制依赖基金公司接受基民委托，同时托管人还能监督，监督基金公司能够诚实守信。基金管理人作为专业理财、专家理财，能够把基民的钱用好，使其保值增值。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基民该得的分红没得到，基金公司明知违约也还是像没事人一样。《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虽然有持有人大会，但却很少召开。不少学者直言，基民权利虚无，这才是中国基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解说：在基金契约中，管理人、托管人和持有人是相互制衡的独立三方。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基金业的制度设计，则向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过度倾斜。本应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基金托管人，由于是基金管理人选定，身份并不独立，无法起到监督作用。而无论《托管协议》还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也都没有对托管人具体如何“监督和核查”进行详细的规定。另外，由于托管人都是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本身并不接受证监会的监管，因此存在一定的监管真空。

张远忠：基金托管人监督的职责履行上，往往是只收托管费，但是监督职责履行得非常薄弱。我看了一下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南方2号各种公开信息包括年报季报，其中它托管的工商银行，都会赋予它的声明，什么声明呢？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没有违法和违反合同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侵害基金持有人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你说这个违约是不是侵犯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啊？这典型是基金托管人没有尽到监督职责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这是他的监督人职责没有履行好，同时，基金持有人本身，他的权利也很难行使，他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话，要否决和通过某件事项的时候，他必须基金持有人的过半数参加。重大事项必须2/3的人通过才能通过。这个持有人大会怎样召开？没法召开持有人大会，谁来召集，基金管理公司不来召集的话，任何人不会召集。所以说在两头的虚化之后呢，就导致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督弱化。这就是损害基金持有人的一个根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京基民：我觉得那些基金经理或者公司，他是用我们投资者的钱来运作的，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相当于一个管理层，我们像公司的投资人一样，他们做什么事情应该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是这些财产的真正拥有者，财产的损失与否对他们的损失其实并不大，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如果我们钱损失了可能就一分钱没有了，可他们有工资有什么管理费，他们照样继续拿到钱的。所以他们做任何决定首先要征求我们的意见，他们才能做出决定。

国世平：我们国家是你输我赢，你赢我也赢，反正总是我赢，不管你怎么样讲，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没有跟客户建立一个正常的，我们双赢的政策，就在正常的，我们在任何的企业交往中，有没有可能一方总是输，我是赢的，没有可能的，你做不下去的。

刘芳：其实，自基金业诞生以来，基金一直都在分红，但基民们一直也不满意。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牛市和熊市，正逐渐演变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基金想分红时，有基民站出来会反对；当基金千方百计逃脱分红责任时，基民们又会对分红有着一腔热情。究其原因，是当前体制下，基金公司和基民的利益随着牛熊波动，出现了分叉点。在这场利益的博弈中，基金公司可是牢牢占据了主动权，但这种胜利的代价，却是信誉的流失。这种不信任的情绪正在中国的投资者中蔓延，也成为中国基金业当下面临的很大问题。基金高管们过去经常呼吁，中国基金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需要社会的爱护。现在看来，这个孩子已经成长进入了青春期，烦恼不断，除了爱护，管教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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