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就可以把八面来风都汇聚在这个港湾，然后让它们在这里共生，在这里荟萃，炒出这么一个“四不像”的大拼盘

记者：听说很多人在北京买新房时都会问：“你们这里能看到凤凰卫视吗？”不少大学生在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为了能看到凤凰卫视的直播或评论，还会合伙去宾馆里花钱开房。

对于这样的“凤凰热”，在您创办凤凰卫视之初想到过吗？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

刘长乐：“凤凰”应该成为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播者，成为传媒中高端文化的领跑人，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理想。但是现在出现的这种“凤凰热”，说老实话，我当初也没有预料到。

记者：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要研究“凤凰现象”，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假如这十年没有“凤凰”会怎样？您对此怎么理解？

刘长乐：现在大家对“凤凰现象”的认可，或者说追捧，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文化取向，说明大家对文化的取向总体上是向善、向上、向美的。这一现象也说明我们现在是缺乏这些东西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客观上使得国人在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离、异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对这样的异化进行修正，或者说给中国文化补遗的话，那就对不起后人了。

记者：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富裕缺少文化准备。“凤凰现象”之所以会形成，最本质的原因是不是就在于如今的人们对文化有着强烈需求？

刘长乐：可以这样理解。或者换句话讲，就是它有市场，有非常好的受众群体，有未被填补的需求，人们好像患上了“文化饥渴症”。而为人们提供解渴的清流，给观众“补氧”，以文化滋养心灵，这正是“凤凰”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记者：影响力成就现象，在您看来，“凤凰”现在的影响力有多大？

刘长乐：我对“凤凰”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组织对重大事件的重大报道，创造有创造性的节目，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覆盖可以覆盖的地方。可以说，现在，“凤凰现象”已经不仅仅在内地有，在台湾、香港、澳门，在亚洲，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凤凰卫视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也始终在为“没有‘凤凰’遗漏的角落”这个目标而努力。

记者：在凤凰卫视建台之初，娱乐性比较强，甚至很多人以为“凤凰”是个娱乐台。从重娱乐到重新闻、重文化，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刘长乐：凤凰卫视最初的定位是一个城市青年台，对它的要求是：娱乐性、资讯性，以及不断增强的新闻性。但实际上，放在最末的“不断增强的新闻性”却为未来发展打下了伏笔。1997年初，邓小平先生去世，这毫无疑问是华人世界乃至全世界的一件大事，还有随后而来的“七一”香港回归，都让我们感到“凤凰”继续“娱乐”下去，不合时宜。

记者：转型是一帆风顺的吗？

刘长乐：当时遭遇到了来自新闻集团股东代表的反对。提出异议的戴格里是我的好朋友，他认为，世界电视趋势或者说电视市场化的趋势是娱乐、娱乐、再娱乐，为什么要走新闻这条路？在他看来，新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我跟他讲，你理解的是西方媒体市场的环境，但是在华语世界，新闻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基本上70%的土地还没有开垦。后来我说服了他。

记者：改变定位的转型是有风险的，当时您作出转型的决策时，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还是一时的冲动？

刘长乐：我们所作的判断是出于对市场、对受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了解。

在凤凰卫视资讯台诞生前，中国内地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播放的新闻频道都没有。在当时，华语世界缺少具有全局性、权威性的专业新闻频道。而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里，没有电视新闻频道，那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记者：无法满足人们急于了解世界、了解周围环境的需求。

刘长乐：人们对资讯是有强烈需求的。这个覆盖亚太、北美、欧洲、非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讯台的开播，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一种中国信心、中国眼光和中国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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