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内地出大事 香港捐钱最多

主持人：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中华传统这些东西还是很强烈的？

梁文道：很强烈，很强烈。我举个例子，每次大陆出大事，华东水灾，香港是全球捐钱最多，反映最快的地方。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捐的钱不比香港多。像云南赈灾香港也捐款了，香港在这方面很踊跃。有些人爱国情绪也很激扬，保钓现在香港是大本并，那几条保钓船都是香港人的，每次搞保钓，每次抗议日本慰安妇，有时候这些活动在大陆不好搞的时候都是香港在搞。去日本领事馆烧日本旗等等就是香港在搞。

我再说一下89、64的事，其实这是一个爱国的行动。如果你说他不关心这个国家那不对，他肯定是对这个国家有感情他才会这样的踊跃，如果他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他管这个干吗？对不对？

主持人：刚才聊了您在中学大学年轻时候的生活状态。您还说妓女也可以爱国，按照我们内地的政府观念来说爱国总是和他个人的道德品质联合在一起的？

梁文道：不一定吧。以前“五四”的时候这股热潮烧到了上海，上海什么人很踊跃呢？黑帮和妓女很踊跃，当时上海的青楼主动出来挂横幅在妓院门口，说我们青楼各界花届要团结起来支援爱国学生筹款。所以我觉得这是毫无矛盾的。反而你说爱国，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在哪？我们太把“爱国”当成一种道德品质了，做中国人是一种道德的理想。比如你问一个人你的道德理想是什么？可能你会说我喜欢当一个正直的人，当一个清廉的人，我想当一个善良的人，这叫道德理想。但是我们中国现在常常把当中国人当做道德理想。比如山西黑窑这件事，看到很多网民说这个混帐，这还算是中国人吗？这个黑窑窑主他连人都不是，更何况是中国人了？你觉得美国人和日本人会干这个事吗？不会。

所以我们批判“黑窑”这件事从制度上批判，从道德上批判，但是这件事本身和你是不是中国人没有关系的？你是每个国家的人，这是一个出身偶然，后天的感情培养的问题，它不是道德选择的东西，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太容易把中国人当做一个道德理想来追求，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和日本人是很像的。日本人骂人骂的最狠的那句话就是“你这样还是日本人吗”，我们也是这样说。作贼，当歹徒和贪官他是和道德没关的，说你还算是一个男人吗？这都是很无聊的。你可以批评这个人不是人，但是这个人和中国人是无关的。

网络是接触内地新闻的主要途径

主持人：你现在是怎么接触内地新闻的？

梁文道：我基本上是上网，我当然也看内地的杂志。但是报纸一般在香港买不到。我虽然很喜欢南方都市报但是在香港买不到，除非是在图书馆看，或者是自己订。还好现在有网比较方便。

主持人：你还做了一个电视栏目，叫做“有网天天上”？

梁文道：去年年底的时候停掉了，觉得用的东西不好操作，又没什么人看。我觉得收视率不是很高，那就算了。

主持人：现在在凤凰那边做什么节目？

梁文道：读书节目，叫“开卷八分钟”，每天用八分钟介绍一本书。

主持人：您个人喜欢给观众介绍什么样的书？

梁文道：我个人喜好的东西未必是观众喜欢的东西，我现在选择的书有反应我个人喜好的，但是也希望是切合社会热点的，也希望是大众能够看懂甚至是很喜欢的书，什么都有。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看的书往往未必适合在电视上介绍。我个人兴趣还是集中在比较学术的东西上。比如说我挺喜欢希腊罗马哲学的。我喜欢做一些政治社会理论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很学术化了，不大适合在电视里很显浅的介绍。

主持人：你自己一个人读书的时候读的是古希腊罗马的书籍，进了演播室之后就开始“锵锵三人行”，你觉得这个在你身上很和谐？

梁文道：休息吗，这等于你总得有课余活动，休闲活动。

主持人：哪个是课余活动？

梁文道：当然念我自己的书是休闲活动了，这样就有距离感了。我每天浸泡在实事的世界和媒体的世界里面，在这个社会当中晚上总得有一小点时间是留给自己的。那点时间就像有人每天听点音乐是休息用的，突然和这个现实世界拉开距离了，和这个现实世界好象没有什么关系了。

主持人：现在每天忙吗？

梁文道：非常忙。比如我固定的工作就是在凤凰卫视，一个月做一个礼拜的“锵锵三人行”节目。每天有一档“开卷八分钟”的节目。每天做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像“快文快语”、点评、实事开讲这样的节目。我帮香港电台电视部主持一个电视上的讲实事的脱口秀，每个礼拜半小时的时间，这个节目叫头条新闻。又帮助香港的有线电视做一个周播的实事的现场节目，那个电视就是听观众的电话骂人、骂政府官员的。另外，我固定帮香港文报每个礼拜写三篇社会文化评论。帮苹果日报每个礼拜写一篇书画，帮一本杂志《饮食男女》写关于饮食和历史文化的关系。

此外，在内地的《南方都市报》我参与两个栏目，一个是写电影音乐，一个是写实事评论。沈红飞办的一本杂志《天下美食》，我帮他写一个讲饮食的专栏。徐静蕾的电子杂志《开朗》我一个月也定期给她一篇东西。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偶尔要发一些东西，马来西亚的《忻州日报》和《亚洲眼》的一个杂志，此外我还有一个小出版社，是和朋友一起搞的，不是为了赚钱，不亏就行，主要是出一些比较大众化的社会文化的书籍，我是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们每隔两个月出一份免费的阅读刊物，这个刊物是一个读书的杂志，希望告诉大家多读点书。

我还会做很多社会活动的东西，现在香港有一个关注众员的联盟，众员就是社会福利保险金，香港很多人歧视拿这种保险金，我和他们商量了一个广告去改变大家对这个的观念，我也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常常要去演讲。现在太忙了，时间不固定，要不然我每个学期固定在一个大学要开一门课的。

主持人：你今天还要写吗？

梁文道：有，我天天要写，我一会儿还要写两篇。最近香港书展快到了，特别多的人要出书了，我一个朋友有一个漫画集，我要帮他写序，我还要一篇文章写实物心理学的东西，都在我的专栏里面，今天都要交。

主持人：工作这样忙，家里人怎么照顾呢？

梁文道：没什么特别照顾了，一个礼拜尽量抽时间回家吃饭，偶尔带他们上上街。因为我家的老人都和我一起住，我也尽量找时间好好照顾他们，但是也不能说照顾的很好了。能养得起他们，给他们请个工人了等等。

主持人：他们都多大年纪了？

梁文道：我妈妈现在60好几了，我外婆80几了。我有一个妹妹，刚刚在美国念完大学回来。我爸爸住在大陆，我爸爸现在回到广东去住了。

主持人：你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觉得自己身体上能受不了吗？

梁文道：受不了。我喜欢用一个广义的说法，就是知识阶层。知识阶层是指的以知识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这批人，他比传统讲师的范围要广一点，包括建筑师，甚至包括律师和医生。我觉得香港知识阶层在过去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多了一种觉醒。

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这个觉醒开始反省到自己不只是靠专业谋生，同时也要求自己是要关注社会的。学建筑的人除了要帮地产商打工盖楼房之外，同时也应该去想怎么样让这个社会的城市环境更公平、更美好。当律师的人除了帮人打官司挣钱之外开始关心怎么样捍卫整个社会法制健全。做医生的人除了要看病人之外还要关心这个社会上是不是还有很多诬告的人。所以我觉得最近几年有这样的觉醒，多了一大批这样的专业知识分子投入一些社会的活动和工作。

传统的狭义的知识分子这几年有一个危险的地方，香港大学这几年非常追求的就是世界排名。这个世界排名看的是你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登在国际一流的期刊上了，所以学校的教学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开始往校园内缩进去。传统的专栏作家，在传媒里面浮沉的我这种的文化人，香港几个最主要的人物或者是主流都是一些比较有才气的，但是比较“犬儒”。犬儒的意思是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大家能乐，能挣钱就行了，社会良心他也会说，但是他不会有太强的责任感，因为他觉得这个社会也不能改变，他也动不了，我就不用管那么多了。

比如说黄沾，以前是很有名的填词人。其实他自己很喜欢读古典文学的东西，但是他的专栏就喜欢讲一些俗气的荤段子，你问他为什么不讲他最喜欢的古典文学？他说讲这个没人看。我说你可以教大家看呢？他就说懒得这么做。我觉得最近新一代的人都有点投入，有点关心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