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历“坎坷”

高中三年全是全班倒数三名

大学一个学期只上三堂课

研究生没写完论文无缘毕业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您大学期间的状态，是埋头读书吗？

梁文道：不，不，我从高中一年级到三年级从来没离开过全班倒数三名。香港的制度是你到高二的时候先考试，考这个试之后才能升高三。香港现在在中学念7年的，高三高四的阶段叫做预备级大学，我们那个考试考的相当好，所以当时中文大学就决定暂时录取我，等到我高三毕业成绩再考一个入学试勉强及格的时候就能入学了，但是当时我连及格都考不到，后来又重考了一年。因为我向来信奉这样一个原则，成绩千万不要太好，一来是我自己喜欢玩儿，喜欢闹，不喜欢读学校的书。二来我发现一个人中学小学加起来十几年都在读那些课本，乱七八糟的东西很浪费生命。你回想一下你中学的六年要是不读课本，好好的读《资治通鉴》，读《史记》，读《红楼梦》，读《莎士比亚》，读什么都比读那个强。读了6年下来当时我就下定决定自己搞自己的，不读学校的书。但是怎么样升学？就是保证每到考试前用功一段日子，选一选题目运气好就猜对了。但是你的成绩不大好，你会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考到很好的成绩，我觉得不合算。

89年的时候我要第一次考大学入学试，我连5科基本及格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科考试我根本没考，那天我去参加游行的，那么大的事还考什么，去游行。就放弃了，所以当然不及格了。后来重考了一年。

主持人：进入大学之后呢？

梁文道：进入大学之后也不怎么样认真读书，我最高纪录是曾经有一个学期整个学期只上了三堂课。其他的时候都不上，那个时候我都睡到很晚，每天都到图书馆里混，偶尔去听一下我有兴趣的课，演讲，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看书，和同学玩儿，喝酒、闹，基本上是一个很颓废的大学生活。有时候和同学赌赌马，喝酒，打打牌，没有什么很认真的上学，也没有参加太多的社会运动。在香港如果你不读书很流行搞学运，我也不大搞，我也挺看不起那些人，因为我是念哲学的，总觉得搞学运的这些人理论基础没有打好，说的东西不实在，很虚无。

主持人：这个是在校园内的？

梁文道：在校园外的，在校园你要参加大学的学生会，香港各家大学的学生会就有这种介入学运的传统，以前反抗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曾经要求把英文变成合法的语言。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所有的官司都是英文的，你上法庭被人告了你会发现法庭说的话都是英文的，你如果听不懂就得请个律师在那边说。反正历来都是大学生走在很前面，又罢课，又是绝食，搞游行。我当时没有参加，我也不是好好的乖学生，我是逍遥派，而且因为我从高二尾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我就很投入的参加大学的文化活动，开了很多报纸杂志的文艺评论的专栏。是88年开始写的。

主持人：在香港大学里面很占主流的社团文化你也没有过渡的受他们的影响吗？当时有没有担任什么职务？

梁文道：有，港大的社团文化更强。中大也有它的书院文化，因为中文大学是仿英国的制度，有几家不同的书院和学院，下面有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我们有新亚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和逸夫书院等等，我当时在崇基学院。我们这些学院主要的没有什么实际功能，它就是学生生活的地方，提供宿舍。当时我在崇基学院底下一个宿舍住了很久，住了四年，我有两年都是担任那个宿生会的主席，我们叫堂主，我们每个宿舍都叫什么堂吗？做这个堂主也是逍遥派的，同学们爱怎么闹怎么闹，比如我当堂主搞特权，我平常房门也不锁，有时候看到四个在那打麻将我也不管，问我你这里可以打牌吗？我说可以打可以打，没事没事。养猫，养鸡，养各种动物了。

主持人：这些事也能干？

梁文道：能干。我还有一个宿舍的同学，他房间的桌子柜子都拆了，他和他的同房两个人一间房全装了一些热带的鱼缸养鱼，养鱼苗，养好了之后半夜拿到旺角街上去卖，靠这个赚钱。把宿舍当做养殖场了，当时我们什么都干。当时我一个同学从一个捡破烂的地方搬了个电视机和录影机回来，搞了一大堆的色情录影带在那放，我住的宿舍正好叫神学楼，因为崇基学院是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学院，它崇拜基督，崇奉基督。我们这个宿舍里面的学生大半都是念神学的，有的将来是想当牧师的，很认真，很严肃的，给我带坏了，我说你们要了解社会，不看成人录像，不看色情录像你怎么知道老百姓喜欢什么，后来他们都看，都很喜欢，都了解社会了。

主持人：毕业之后慢慢通过写文章介入到传媒领域？

梁文道：对，我本来中学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写。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当过小学教师，做了半年时间。

主持人：自己找的？

梁文道：对，自己找的。

主持人：远吗？

梁文道：不远，挺近。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搬出来住，我住的地方来回骑一个小时就够用了。

主持人：你为什么选择当小学教师？

梁文道：我好多同学都当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在香港待遇还不错，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紧张。比如那个时候小学都只上半天课，像我这种刚入行的薪水起码也能够保证一两千港币，挺好的待遇。

主持人：90年代初吗？

梁文道：94年了。后来我还是回去念研究院，又念了4年。在念研究院的时候我就没写太多的东西，刚好到我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没有写完，拖到最后过了写毕业论文死线，我的导师就和我说你完了。我导师还很尴尬，他说带毕业生带了那么多年我还是他第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

主持人：现在这个文凭就拿不到了吗？

梁文道：拿不到，因为当时我也很尴尬。因为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很不好，成绩烂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可能上研究院，考不了研。当时是我的导师和哲学系的系主任特别要写一封信给文学院的院长解释，这个学生成绩糟成这个样凭什么还要收他进研究院，所以还是经过特别的解释我才进入了研究院学习的。

主持人：香港大学考研究生有笔试吗？

梁文道：没有集中的笔试。香港考研究生没有各校统一的标准，基本上就是先看一个人大学的成绩。大学的成绩怎么看？我们大学通常分一级荣誉、二级荣誉、三级荣誉，勉强及格的。一级荣誉通常都能考得上，二级荣誉就要花一点工夫，你可能要提交很多的文章论文证明自己，还有面试，还有一点就是导师愿不愿意收。导师对你的判断很重要。比如你想考研，你去找一个导师和他谈，说我想和你做什么什么题目，我想研究什么方向，希望你指导我。老师通过和你谈的过程判断你的素质，他也要考虑你的题目看看是不是很有发展潜力的题目。所以香港的考研不是那么标准化的制度。

主持人：您是怎么说服你们导师的？

梁文道：他是教政治哲学的。我本科的时候虽然不上课，但是他和我挺熟，他的课我不上，但是我常到他的办公室和他抽烟，两个人在聊哲学，他知道我很喜欢哲学，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不上课，但是偶尔我会教一两篇论文，上他的课我很认真，我的论文他觉得很不错。我的毕业论文我们系里的老师也都看了，想不到这个学生毕业论文还写的挺好的。而且当时我呈交的研究计划在这方面都说服了他。

主持人：那个硕士论文没写完，是什么内容？

梁文道：我原来研究的一个题目是一个法国哲学家福柯，他晚年哲学理念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因为晚年的时候福柯曾经谈到很多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比如说佛里明（音），海耶克他都提到了，但是说的不多，我就挖掘这样隐秘的思想对话出来。这主要还是搞政治哲学的东西。

主持人：还是很专业的，在专业上是一个很精深的研究生，慢慢的做学问。到现在你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媒体上。从本身一个很窄的通道退出来走到了这样的道路。你是怎么考虑的？

梁文道：当时90年代的时候我一直还想到学院里面念书，到今天我还觉得那种特别细微的小工夫是我很喜欢做的。我毕业论文写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论著《论英雄》其中一个概念，写特别小的东西，我很喜欢看这种细工夫的事。和媒体要求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但是后来我发现了我做不了学问，因为我总是耐不下性子来，喜欢，但是又没有这种纪律，做学问需要纪律的，我觉得我没有这种能力，我是有纪律看书的，但是没有纪律写论文的。我很喜欢看，看一大堆的书，但是要写我就觉得很烦，写短的评论、几千字的评论可以，但是写几万字的东西我觉得很耗神，很花时间，很烦。后来我对于参加社会的兴趣越来越感兴趣，我念研究生的时候真的是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主持人：这些活动和你让同学过来放那种色情片一样吗？

梁文道：当然不一样了，我那时候很热衷于做各种的维权运动，我那时候很热衷做这些事，也做一些文化艺术的活动，比如当时我策划一些视觉艺术展览，做一些戏剧的顾问。比如说导演拍一个戏我帮他从头到尾看着，给他提意见。

主持人：给他指向。

梁文道：给他一个意见。导演当然是主动的，但是他每天拍完戏会问我怎么样，我说应该怎么样去改，我常干这种事。喜欢搞文化艺术和社会的东西。当时我觉得我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会里面，所以写的东西也越来越广泛，写很多的评论文字，过去的时候很窄，还是艺术评论，戏剧的、音乐的、剧场的、视觉的我都写，但是后来我写了很多的书评、社会评论，文化评论，慢慢的开始写实事评论。在我现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98年的时候开始踏足电视去了凤凰。

主持人：看到你的文章，了解你在接受媒体访问和发言的时候表示对内地的事情很感兴趣，还说觉得身处香港还是还是有责任和使命关心这个事情？

梁文道：原因很简单吧，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受的教育，当时我在台湾叫外省人，我的外祖父把我养大的，他是老国民党人。这种家庭教育背景从小就灌输你要爱国，和台湾人现在讲的“本土认同”是不一样的。如果本省人当年可能有这种本土认同的东西，但是我向来就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就算住在香港我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这种认同感特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