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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能修宪已引起邻国密切关注,随着修宪进程的展开,以及不久前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还有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步骤,中国如何面对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趋势,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日本防卫省主任研究官松田康博与中国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做客《震海听风录》,探讨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与中国崛起的趋势究竟是否能和平共处?以及中日在新格局下,究竟有无可能建立战略互信?
邱震海:日本国内和国际,对修宪问题都有一些阻力。刚才在前两部分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中日双方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一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一定是争吵不断。但我始终有一种感觉,中日关系不应该无休止的争吵不断,虽然中日关系的很多具体议题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但是中日如果要建立战略互信,还是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提出一些战略性的宏观思维。刘教授,据您的观察,有一些国际因素正在对日本的修宪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是吗?
刘江永:是的。我想主要是来自美国,因为日本修宪,它认为这个宪法过去是美国强加的。那么现在修改宪法,就是因为如果日本不修宪,不能拥有自卫权,一旦美国需要的时候,日本不能配合,这样日美同盟可能就瓦解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关于修宪问题,最近实际上美国也很关注,美国有些著名的学者,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曾经提出,小泉之后的安倍,要摆脱战后体制要修宪,他就问:“难道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且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个道路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实际上他的潜在的问题,就是说难道不应该在宪法的框架内继续发展吗?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安倍要尝试摆脱战后秩序,实现一个世界大国的话,其实日美安保条约当中的美国因素,如果掌控得好的话,也还是可以对它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是这样吗?
刘江永:现在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说有些人认为,1972年当时苏联的威胁下,中日美之间有一个战略的互动。但是现在冷战后的苏联威胁不存在了,所以中日矛盾就突出了,两强并列必然矛盾。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美国正面临着最大的潜在,或者说现实的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也就是说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这样一个潜在的隐形威胁,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为了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以及潜在的核扩散,实际上美国不仅需要日本的支援,而且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这种支持。希望亚太地区安定,希望台海不要发生战事,希望朝鲜半岛也是在和平的情况下解决核问题,希望日本不要在东海有一些右翼势力挑事。这是美国的基本战略。
邱震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应该说可以看到,如果说当年1972年是美中日同时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在进入新世纪,也许美中日会在目前这个地区,会对付另外一个新的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恐怖主义。所以我想最后请教刘先生,就您的个人一些前瞻性的分析而言,中日之间如果要建立一种所谓的长久的战略互信,它的切入点到底应该在哪里?中日之间到底如何建立战略互信?
刘江永:我认为首先要认识世界趋势大变化,就要美国的战略调整,美国不希望中国和日本对抗,而希望中美日同时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样一种战略互惠关系。第二就是中国和日本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三在具体问题上,比如东海这些问题上,要取得共同开发。这样的话双方的互信和互惠,以及合作就会得到加强。而日本作为一个和平的大国,在世界上发挥它的经济、技术这种优势,我认为可以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
邱震海:中日双方同时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战略层面上,日本的防卫省愿意这样回应吗?
松田康博:我刚听刘教授谈到的事情,尤其是中日双方能不能建立战略互信,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两国绝对可以建立战略互信。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考虑到一些风险,我们应该好好的管理这些风险。
邱震海:有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松田康博:这个风险其实很麻烦。因为过去几年下来,日中两国都是内政问题跟外交问题结合在一起。所以应该是以合理的冷静的外交政策取代情绪化。不要让内政的外交化,跟外交的内政化这样的局面再一次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邱震海:一种风险管理,我想不要使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我想这是松田先生在作为日本防卫省的主任研究官,及中国方面的专家刘江永教授,提出一个战略性思维之后,从技术上层面予以的一些补充。正如节目开头我所说的那样,中国如何对待日本走向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趋势,我想以及日本如何对待它的近邻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中日能不能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磨合,并达成共识,其实十分考验双方的智慧。所谓中日建立战略互信,根本离不开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根本问题的磨合,其实又离不开双方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的磨合。只不过这些具体的议题磨合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希望大家都有更多的一点智慧。
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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