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7日，李济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达大连。

在解放区，李济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为这些来自南方的民主人士准备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挡东北的严寒。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此前一天，傅作义接受改编，古都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同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再难逆转。“临危受命”的李宗仁只能迅速展开“谋和”行动，希望广泛发动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进行和平斡旋，以图“划江而治”。

1月23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邵力子、甘介侯来到上海，登门拜访了78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民盟“不参加调停”

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民盟可谓是最合格的“调停人”。

“新华社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民盟的特点——她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李燕奇说，“民盟一贯的政治主张就是靠民主的方式、靠谈判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和平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这段时间里，民盟始终是作为中国第三大党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精英”们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民主、和平的渴求，注定了民盟会在国共之间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

正因为此，当蒋介石准备撕下和平的假面发动内战时，手无寸铁的民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1946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打伤。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国民党对民盟上层“暂且敷衍容忍”，中下层只要有反对言论“一律格杀勿论”。为保护盟员安全，11月6日，张澜忍痛宣布民盟解散，隔日却另发一个人声明，宣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到底。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组织，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温和作风，公开喊出了“联共反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

“民盟自己不问政权，也不以执政作为目标，它是很想促成国共组成联合政府的。本来一个完全中立的政党，最后却被蒋介石完全推向中共的怀抱。”民盟中央委员、作家梁晓声这样评价，“‘五一口号’提出时，民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它与国民党之间已经是不可弥合的敌对关系。”

与蒋介石的唯我独尊不同，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素有“民主将军”的美名。听说张澜与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他让邵力子、甘介侯主动支付了所有治疗费用，只求二人能够再次出面“调停”国共关系。

但这一切已是徒劳。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张澜公开发表讲话，拒绝充当“和事老”。张澜的话掷地有声，“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过去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政策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

得道多助。与国民党的众叛亲离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春夏，各地参加新政协的代表纷纷动身，奔向新中国的怀抱：黎族领袖王国兴化装成泰国华侨，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解放区；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装的台盟主席谢雪红送上开往解放区的货轮；南洋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回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