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1948年冬天，李济深在一条白绫上写下这样一封亲笔信，托在香港的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秘密带给了白崇禧。

“我父亲给李宗仁、白崇禧都写过密信，劝他们尽快与蒋介石决裂，与他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李筱桐说，“中共很想让父亲第一批离开香港，他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动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态，不过，他也始终没有明确拒绝父亲的提议。”

羁绊李济深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挚爱的如夫人双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亲被开除出国民党后，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后来我们才知道，顶楼租的是地下党，地下租的是国民党特务，对门还有国民党的公开特务天天盯着。我家住在半山，因为经济困难，妈妈只能每天带着我和姐姐，花几十分钟走到山下买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李筱桐每每谈起母亲，仍不免唏嘘。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没有李济深。焦急的毛泽东、周恩来对钱之光下了“最后通牒”——1948年冬天，必须将李济深安全送至解放区。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谁也没有发觉，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货轮上，彭泽民、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阿尔丹号”顺利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我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李济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国统区，由于李济深的北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被逮捕，险些被杀；送去参军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扣作人质，一个被监控起来；他的内侄黎民任，由于曾有计划地将大批共产党员引渡至香港，被绑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贺新年。在茅盾拿来的题词本上，李济深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新诗：“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我父亲从不做新体诗的，这是他的第一首新诗，我想应该也代表着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说，“而且从那天起，我父亲开始记日记了，用的是一本美国产的硬皮本，离开香港那么仓促，他还是带在身边——那是冯玉祥送给他的。”

那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离港前写好的《元旦献辞》：“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那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个人进退，绝不萦怀”——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分出了胜负。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的结果。紧接着，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携带巨款飞赴香港，邀请李济深赴武汉“指导一切”。

“黄绍竑当然没有见到我父亲，”李筱桐说，“桂系希望我父亲回去带领他们划江而治。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想，父亲如果没走，一定会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其实，那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动心’了，也想过跟我父亲一样去开政协会议。如果不是时间上的阴差阳错，这两个人或许就起义了，蒋阵营崩溃得会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许也能换一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