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冯玉祥回国路上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路上了。

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

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溢于言表。

8月17日，“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胜利号”停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将于1948年9月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9月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休息，准备上岸。

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这场蹊跷的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当年的说法是舱内放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与冯玉祥同船回国的赖亚力约见冯洪达、余华心夫妇，才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他告诉我们，苏联最后有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所致，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是多点起火，”余华心说，“但是谁干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会不会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都讲不好。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场海难不是意外，而是谋害。”

首批民主人士北上

就在冯玉祥将军遇难的两天前，8月30日，周恩来刚刚致电先期到港的钱之光，指示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

钱之光是中共专门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后，他对香港地下党与外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合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改名“华润公司”，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准备以往来贸易为名掩护接送民主人士。

冯玉祥遇难的消息传来，9月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来，第一批则愈少愈好。

一天后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会上还重申了五年胜利目标：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紧接着，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却独独缺少了李济深。

李济深等待“大动作”

“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李筱桐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在国民党阵营中，李济深与桂系的关系最为密切。北伐前后，就是李济深发现并培养了桂系的两大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国民党的“国大”上击败蒋介石力捧的孙科，出任副总统。李济深深知蒋、李素来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无异于断掉蒋介石的一只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