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1949年1月17日，刚到解放区的李济深(左三)、沈钧儒(左二)观看棒棒戏《王贵与李香香》

李济深、何香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填写选票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