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在李公明的记忆里，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周勍为此查阅了一些记载文献，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和《少女之心》有关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罪格式’所致。我发现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述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践，然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因阅读《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动机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并不认同把社会的性犯罪都归结为一本书，文学文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读物的今天，强奸罪的案发事件显然应该更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