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

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