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知识分子将死归因为旧式婚姻

与新娘自刎新闻的首次披露同步，当天的《大公报》登载了此事的两则短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短评的立论点相当一致，均是摒除新闻真相的烦琐探究，把符合保守贞节观的说法过滤掉，而径直将新娘的死因归罪于旧式婚姻、干涉婚姻。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作者的新文化立场有关。

新文化运动伊始，女子问题就一直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并曾特意发布启事，征集女同胞诸君对“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的看法。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后全面波及长沙，一批本土的新文化分子开始利用舆论主导“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等新文化命题。因此，从更广阔的时空延展上看，有关赵五贞自杀事件的舆论，均是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在新文化分子的价值言说体系下，新娘自杀新闻的真相追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事件本身才具社会意义，值得研究。当时的论者对此说得很清楚:

自从赵五贞自杀，我们得着一个“有证据有激刺”的好题目，大家便好痛痛快快将婚姻问题研究一番。至于赵五贞本身，不管他死的如何，总是不愿且不自由，总是旧式婚姻的罪恶，所以不必再将他死的原因尽地研究。“得清流一段，便可自饮自濯”，这其间尽有许多文章可以做哩。

这既是夫子自道，也是当时湖南新文化分子的心声代言。在婚制改革话语下，新娘自杀事件在舆论层面已经失去鲜活的新闻质感，而成为封存起来的研究素材。新文化分子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舆论策略，借新娘的尸体来召唤自由婚姻与妇女解放的灵魂。新闻在这里成为了历史，探求真相的记者也被追究意义的研究者所替代。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新文化分子就婚制改革问题各抒己见。然而，他们的声音并不总是和谐，其间也有思想的碰撞。于是，必要的争论与阐明观点也就不可避免。

女子人格是新文化精英倡言妇女解放的立论起点。他们一方面指陈女子精神自由受到社会束缚而不得独立，因而亟须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或者构建具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女子，以树立榜样，并证明女子独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新娘自杀事件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正是普遍性地在践行这样的话语策略。

例如，殷柏极端地斥责赵五贞“不能自强自立”，“有惰性无判断力”。在上述的双重话语策略中，他完全倾向于指摘赵五贞无人格，而将其视为“被压死于那最古式不自然的‘贞节’牌子的下面”的又一个旧社会的殉葬品。他强调的是，赵五贞之死可以成为控诉旧社会的工具，以此呼吁女子解放，免得更多的女子重蹈覆辙。相反，新曼出于对新娘自杀的狂热认同，故而极端地拔高赵五贞的人格，把她比拟为争取朝鲜独立的“安重根义士”。他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要塑造赵五贞为女子解放的急先锋。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赵五贞的家庭与教育背景曾给予她独立人格的养成吗？她是人格愚昧如殷柏所斥，还是人格觉醒如新曼所捧呢？

对此，一些论者通过报道了解赵五贞的背景，指出她是“一个未受完全教育的人，虽有爱自由的决心，但是那〔哪〕有那种学识魄力去与这恶魔奋斗呢”。因此，对她毫无节制的推崇实在是夸大其词，而对其斥责也有求全责备之嫌。在此基础上，新文化分子对如何表述新娘人格的话语策略进行了折中与调适。其中最著名的调和言论，当属毛泽东的“没人格与有人格”论。

毛泽东的论述策略是这样展开的:赵女士如有人格，则有自由意志，亦不会自杀，然而中国的婚姻制度不能够尊崇她容许她，所以“赵女士没有人格”，这是环境迫使她没有人格；至于赵女士本身，虽处不容她有人格的家庭之中，但她选择了自杀，也就选择了自由，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她的人格显现了，所以“赵女士有人格”。说到底，毛泽东的论述仍是围绕女子解放的现实需要铺开的，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精英论述女子问题的一种惯用技巧。这样的论述既控诉了社会之罪恶，又展现了女子之高洁，可谓女子解放话语上的一箭双雕。

赵五贞自杀事件后女人们的连锁反应

就在赵五贞自杀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长沙又发生了一起“婚姻奇案”。有一常女士不顾母亲反对，自行前往男家成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包办婚姻，实现了自由恋爱。此事一经披露，也引起新文化分子的极大关注。他们尤其注重常女士反抗旧式婚姻的出走方式，并与赵五贞的自杀方式进行比较，指出两者“都是旧式婚姻的反响”，而在人格评判上，则更为推举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他的自由意志”，认为她是“有人格”的。

此后，有关女子反抗旧有制度的方式选择，都会被新文化分子当作品评人格的要件之一，并与赵五贞的自杀方式进行代价衡量。1920年初，长沙女子李欣淑因不满“顽固家庭”的包办婚姻，决然出走，前往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李欣淑的教育背景与赵、常相比，有所不同，她毕业于自治女校，常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熏陶下的第一代女性。因此，她的选择方式——出走与参加工读互助团，在新文化分子看来也显得有意义得多，进步得多。论者对她人格的赞誉也极尽所能，将其标榜为“长沙第一个积极奋斗的”女性，而无须像对待赵五贞一样，需要不断争论旧式女子有无人格。

五四时期，通过新文化精英的译介与鼓吹，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亦译作《玩偶之家》）风行一时。娜拉一度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而其出走曾经鼓动过许多妇女挣脱家庭束缚、追求自由人格。如果我们抛开人格争论来看待自杀与出走的抉择，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价值天平上，女子自杀不啻于一种极端的“出走”。但是，一如此后对于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讨论，赵五贞自杀之后，社会舆论应该怎么办？是鼓励女子继续走极端的反抗之路，还是从社会风俗层面消解封建传统的魅影？当时即有论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赵女士死了，我想大千世界还有无量数像赵女士这类的人，还有无量数像赵女士父母的父母，以后本人对于本身问题到底只有死之一法？还有其他救济的办法？做父母的还是要拘守那种“吾先君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逼着女儿朝死路走？还是也有商量的余地？

这一次，新文化分子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改造环境入手，希望求得女子解放的治标药方。兼公一语中的地指出:“要对自杀的想一个绝源的方法。绝源的方法，便是改造环境。替赵女士一类自杀的人想个绝源方法，便是改良婚制，实行结婚自由。”对此，毛泽东提出应该就“婚制如何改革”的问题进行讨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