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折叠》作者郝景芳：不平等问题是永恒的

积极公益用笔名筹来赞助 带孩子们去山里看星星

解说：在工作上郝景芳做教育财政，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等课题。缺后依旧很大，政策落不了地，很多时候这是她无奈的回答。

记者：你说你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心态，为什么还要去做政策研究呢？

郝景芳：其实人是会死的对不对？那人是会死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跑步呢？你跑了步就不会死了吗？跑了步就不会生那些大病了吗？但是跑步还是可以让自己更健康一点。所以一个国家也好，一种制度也好，一种王朝也好，我现在觉得没有哪种制度可以让它保持永久的繁荣、稳定，这整个社会国家都很健康，没有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需要心中有一些抽象的东西在，这样才能够不被现实中的太多具像的东西所干扰。其实一个作为知识人，心中总是要有抽象的理念在，这是让人坚持下去的信念，而且你必须得有一些希望，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什么是甘之如饴这个词？就是你虽然有的时候并不开心，但是你觉得你是在一条对的路上做对的事情，这个就足够了。

解说：现实世界里的那些困境与难题郝景芳的选择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郝景芳：之前比较大的问题在于说，是我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并不像自己期待的这么高，就是我想解决的一些问题比较大。但是我原来一直很纠结的就是，我自己的能力可能做不到，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不了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有革命意义的这样一个角色。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觉得我感兴趣的事情仍然就是说写作，另外就是去研究这些我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个现在基本上不太纠结于天赋的问题，我觉得你能喜欢一个事情，喜欢很多年，一直会为了这些问题而思考，这个本身就足够让自己坚持下去了。

解说：本职之外，她用那笔成名之后得来的赞助办了一个叫“童行计划”的公益组织。这次带城里孩子来山里看星星，就是“童行计划”的一次暑期夏令营。

郝景芳：就是像今天你们跟来的这个活动，这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活动。它针对的都是一线大城市的这些中高端的家庭，然后也就是公开市场价格去销售，但是我们给贫困地区和城市流动儿童开的课程都是免费课。而且其实在我们看来，我们把这个叫做我们自己的转移支付，什么叫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就是政府从有钱人身上征税，再给到贫困地方，穷人，这叫政府的转移支付。然后我们的转移支付是说我们做出同样的课程，我们卖给城市的中高端家庭，我们从他们身上收费，收完了费用我们的同样批人，同样的老师去给这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免费上。

解说：让小部分的资源流动起来，流进距离大城市几百公里开外的山区中，是郝景芳和伙伴们追求教育平的初衷。但是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之中，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这个问题她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郝景芳：其实我永远相信艺不压身，就是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力。而我们所希望的是当地的人，如果当地的孩子，他们身上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技能，这些技能本身能够帮助他们托管一些这个世界的可能性，这个有可能是说让他们能够考到一些别的不一样的学校去，也有可能他们哪怕是就学没有那么好，他们也有可能说，除了做农活和打小工以外，他们能想到一些别的可能性。举行个例子，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好的相机，也从来没有人给到他们机会，让他们去尝试一下。那他们直接进入了建筑工地，这种很多路对他们来讲就是堵死的。

解说：对于某一些人来讲，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还有另外一些人是按另外一种方式活着，采访现场当当提到这句她说过的话时，郝景芳红了眼眶。

记者：当时你在想什么？

郝景芳：会想到，就会想到那些生活相对比较闭塞的，可能永远都没有见到过说，他们的生活是被谁影响的，就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生活世界之外，那些真正影响到他的巨大的力量是什么？他们就可能，就像自己这样的方式就一直过下去。

解说：《名人面对面》中，老刀接的那单险活儿是帮第二空间的男孩送信给第一空间的女孩，偷摸到了第一空间，无疑之中参与了一场“折叠城市五十周年”的庆典。在会场，一段对话吸引了老刀的注意。

自动化处理垃圾，批这个有很多好处。您能不能考虑一下？

老刀反复想着他们的话，自动垃圾处理，这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真的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

少数服从多数，这条被熟知的社会法则，郝景芳在采访时说，那这得看具体谈论什么事情？如果说到资源的长过这政策的决定，她认为一定是多数服从了少数。

郝景芳：那当然是多数服从了少数。

记者：您觉得应该这样吗？

郝景芳：这个就是看机制是什么？谁可以调配资源，以及谁可以制定政策？其实这些人对于决定这个社会的整个的面貌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这儿人是谁？其实很关键。如果这个资本的走向，能够和那些真正有智慧的，有才能的，做出伟大创新的这样一些人和成果相结合的话，其实对全人类都是好事，但其实这些社会资本也好，政策也好，也有可能通过一些少数人的控制，把它走向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或者说对于全人类都有毁坏的局面。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看社会的一个制衡机制，权利当然它自己体系内部会有内部的制衡机制，但是也需要有对权利的外部制约，就是来自没有权利的人对它的外部制约。我自己会觉得公众这个知识界，媒体、司法界这些都是要起到制约作用的。

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向着好的方向去转变，但是也有一些事情还是停滞的比较久，所以未来的话，这个任重而道远，不过我自己会觉得我倒是确实在每个领域里面都看到一些在为此而努力的一些人。

解说：在山里我们待了三天两夜，白天都放晴，傍晚也都多云，没能盼来一场期待之中的流星雨，夜晚甚至只有零星几颗。郝景芳说有些事情我可能会放十年，没想明白的在心里都是一个疙瘩。但是有一个问题她的答案简洁。

许戈辉：如果要是人类文明面临毁灭，我们只能带一个像信封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到诺亚方舟上去的话，你会在这个信奉上面写一条什么？是一条公式，是一句话，它能够去凝练你心目中的人类文明。

郝景芳：我觉得人类文明是协作，这个就是文明的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人和人相互之间是有彼此相处的方式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说，我们超越了自然界，只是杀戮与被杀戮，生存与繁衍这样一个基本定式，而且能够做到比它们做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如果就是两个字的话，就是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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