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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特区中的“特区”:令香港人畏惧的重庆大厦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重庆大厦曾经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亚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案例。2011年,马家辉第一次读到麦高登教授的书,就非常感慨书里面所写的人,还有他们的遭遇。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好奇,像麦高登教授这样

核心提示:重庆大厦曾经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亚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案例。2011年,马家辉第一次读到麦高登教授的书,就非常感慨书里面所写的人,还有他们的遭遇。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好奇,像麦高登教授这样一位白人教授,刚开始是如何融入这样一个看起来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本期《冷暖人生》专访《香港重庆大厦》作者麦高登,带您走进香港特区中的“特区”。

走进光怪陆离的世界 专访《香港重庆大厦》作者麦高登

马家辉:您一定就是麦高登教授了。

麦高登:是的。

马家辉:很高兴见到你,我是主持人,你可以叫我家辉。

麦高登:好的,很高兴见到你。

马家辉:我女儿是你的学生。

麦高登:是的,我知道她。

马家辉:她当时上了你的课就非常的喜欢。

2017年6月1号,我约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来重庆大厦吃晚饭。

您来这应该很多次了吧。

麦高登:是啊,我常常到这里来,我明晚都还得到这里来。

马家辉:所以大家都基本认识你了吧。

麦高登:有的认识,有的也不,这看情况了。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马家辉:这一座大厦在很多游客眼中充满神秘感,其实对我这个老香港来说呢,我也不太熟,偶尔会来吃点异国风情的菜,可是也是心里有点焦虑,好像很陌生。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有了麦高登教授这一位专家带路,我心里踏实了好多。

麦高登:你也要蔬菜吗?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我们可以吃的,有一点鸡肉没有关系。

马家辉:我跟你说我不吃牛肉的。

麦高登:没关系,他只是在问我们是不是素食者而已。我已经认识这个老板十年了。

马家辉:那他怎么会知道你不是素食者呢?

麦高登:我每周都会和几个难民在这边吃饭,我会有个预算,他们不是很有钱,再加上我也不想花多于五百港币,所以我们就点披萨,所以他应当知道我不是素食者的。

马家辉:一人五百港币吗?

麦高登:不是,十个人,一共五百,但我也不能花那么多钱。

马家辉:这算是做研究嘛?可以用你的研究资金。

麦高登:但这不能算研究。

马家辉:为什么呢?

麦高登:因为我不写难民,可能是会写一些文章,但是我并不打算为他们写一本书,很容易会被曲解,这不是个简单的话题。

马家辉:有了这一位专家的陪伴,我们吃这个晚餐当然又多了很多的笑容和热情,因为住在重庆大厦这些人,大家看到麦高登教授都感觉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没有人对他陌生。从2006年开始,这个麦高登教授断断续续在这里住了五年之久,之后,他出版了一本人类学民族志,叫做《香港重庆大厦》,让外界第一次很深入地了解这一座神秘的大楼。这一位美国的白人教授也因此成为了“重庆大厦的代言人”。

你的书英语版本是2011年出版的对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我记得中文版本是2014出版的对吧。

麦高登:你记得好清楚呀。

马家辉:是的,我非常喜欢你的书。

麦高登:谢谢。

马家辉:所以我批评了我女儿,有一天我找女儿要你的书,然后她告诉她没有,我说你怎么没买你教授的书呢?你书里提到过这里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人。

麦高登:你知道其实这很有趣,如果你在加尔各答你和别人提到香港,他一定会说重庆大厦,或者如果你在卡拉奇,他们也会说重庆大厦。再或者你在坎培拉乌干达,他们仍然会说重庆大厦。因为在非洲、南亚和很多其他地方,重庆大厦就是香港的代表,其实重庆大厦很有趣,在某种意义上它和中国香港的形象是相悖的,而且这是在人身上就很明显,你走进来会发现这里面的人和一般香港的人都不太一样,香港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都是中国人,但你在这里面基本看不到中国人。我觉得重庆大厦确实是香港的标志,说明香港不仅仅有中国人,它本身就象征着全球化,但也不是那种白人的全球化。你知道香港第二类人种是白人,对不起我这样说,但确实是这样,不是像这样来自发展中国家人的全球化。

马家辉:那假如从混杂性的角度来看去做研究,那《重庆大厦》这本书是其中一个代表作,在重庆大厦里面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多达120个国家,为了不同的理由在那边住不同的时间。那这些人怎么样的相处?怎么样调整,摆定他们跟香港之间的关系?那香港要怎么样回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研究的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香港社会的议题。

花十年时间“混迹”重庆大厦 居民与他成为朋友

重庆大厦曾经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亚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案例。2011年,我第一次读到麦高登教授的书,就非常感慨书里面所写的人,还有他们的遭遇。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好奇,像麦高登教授这样一位白人教授,刚开始是如何融入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

我在香港的湾仔区出生长大,到了今日,我还喜欢叫自己“湾仔人”。湾仔就是我的故乡。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令我回味,我亲身经历过的,我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有点悲凉、有点哀伤、有点快乐、有点荒唐,有些关于背叛,有些关于忠诚。故事里面的人在我看来好像一艘一艘本来互不靠近的船,但是偏偏又漂在同一个江湖里面。每个人都背负着这个世界的混乱,以及这个混乱里面的哀伤、抱怨。生命或者好像一场赌博,跟你对赌的并不是其他人,而是命运,只是命运。我想将这些关于命运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里边,记录下由我和其他人所共同构成的一段香港往事。

走在人潮汹涌的尖沙咀,你很容易就会错过了这一座大名鼎鼎的重庆大厦,可是在大厦的门口呢,你就看到三三两两的站着一些中东裔的、非洲裔的人,那你也等于被提醒了,这里就是一座很不一样的,老旧的大楼。那你踏进这个重庆大厦之后,你首先要在很昏暗的灯光下面看到好像迷宫一样的走廊走道,你会看到好多的廉价的旅社、客栈,还有卖山寨产品的商店。你会感觉非常陌生。假如你是一个很追求安全感、稳定感、熟悉感的人,你会恐惧,甚至想离开。身处在重庆大厦,你很难想像,这样一个好像异国的地方,边缘的地方,其实正处于香港这座繁荣都市里面的中心点。

我在香港出生成长,从小就知道有重庆大厦的存在。对我这一辈的香港人来说,那只是个神秘的,甚至是一个罪恶的代表,很危险的地方。它是一个代表了异国风情,很陌生,可是又近在我们香港闹市之中的一个异国,有点像特区中的特区。

麦高登:我第一次来重庆大厦的时候,中国游客一般会说好不喜欢非洲,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非洲人,他们其实不知道重庆大厦到底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我常常会和记者说起这里,他们也都会想要到重庆大厦,来看看我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晚有一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来,她穿了一条短裙,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在校园里也都可以看见,但我就看见一些巴基斯坦的人眼神有些奇怪,然后我就上客房睡觉了,将近午夜的时候就传来很重的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外面站了六个巴基斯坦男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球棒,他们朝屋里看了看,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就解释道,我们只是来看看这里明天有没有空房,再见。后来和他们交谈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怕我是坏人,来重庆大厦是要和女人开房。

马家辉:大概十年前,麦高登教授开始对重庆大厦进行田野调查,他很频繁地出现在大厦里面,不断地聊天,不断地打听各种消息。大厦里面来自不同国家的租客对这一位这么奇怪的白人当然要保持警惕,可是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一位教授不但没有恶意,而且经常帮他们申请政治庇护,也在这里开课,民间教学,让他们在知识方面、眼界方面、语言方面,各方面都有所进步。我也开始明白,重庆大厦里面的人为什么对麦高登教授那么热情,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是简单的研究者,还有被研究者,这样的关系了。重庆大厦里面好多人都把他看成老友,而这一位白人教授也早已经走进了他们的故事。

重庆大厦始建于1961年,刚开始的时候,它曾经是一栋高档的建筑,后来到1960年代的末期,受到越南战争影响,这里就成为美国官兵寻找妓女地方。之后经过多次的变迁,来港淘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少数族裔反而成为这里的主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关于重庆大厦有很多传言,听说重庆大厦都是“罪犯的天堂”,好多偷渡的人、性工作者,还有毒贩都来这里住。而对于我们香港本地人来说,这一座在市中心尖沙咀的大厦其实也感觉非常陌生,好像有点觉得它隔开了,在香港又不在香港。所以我经常去想,来自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各色人等,每天在重庆大厦里面上演着什么样的戏码,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里的现状与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

麦高登:有一些变化,当我在这里进行研究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这座大楼里挤满了来买手机的人,你可以以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山寨手机,现在就不再是这样了,中国的手机制造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手机生意不是很好了,在这座大楼里反而小旅店越做越好了,参观也越做越好了。所以有那么点变化,但还是没有那么多,还是一样的人在这边,一样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还是那些群体在这里。

马家辉:讲到香港的国际性的时候,有看到眼睛看到中环、尖沙咀,很多高楼大厦,跨国的企业,来这里看到白人什么,穿西装到处走,开着名车。另外有个所谓低端low-end,比较草根的全球化,其实是在重庆大厦,比方说利用重庆大厦周边的一些街道、小店,作为他们生活的场所,简单的便利店,他们到了晚上就去买便宜的啤酒,在路边唱歌、跳舞、聊天,其实那也是香港城市,香港街道景观的一个部分。

与重庆大厦有一墙之隔的地方,这里有一条街叫么地道,大厦里面的人经常笑着说,这就是他们的酒吧街,因为每天到了晚上,许多住在大厦里面的人就跑来这里,在街上,在便利店买啤酒,就站在街上唱歌、跳舞、放音乐,消遣,找寻娱乐。而这一位喝着啤酒,推着婴儿车的非洲裔女性,名字叫做普拉塞斯,她来自南非,是一位酒吧歌手。这一位小姐说,来到香港以前,其实她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好。

普拉塞斯:在我小时候,学校会强迫我们每天带钱去学校,他们说战后的中国和香港人们生活艰难,所以我们要捐钱来帮助中国和香港。在2003年,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我要去香港唱歌的时候,我心想我的天啊,我要怎么办,因为我的想法里香港就像是个死城。但当我来到香港后,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机场太美了,人们看起来也美极了,我的天啊,我的公寓也好极了,一切都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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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宛廷 PV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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