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小平首谈香港回归 同年一事改变董建华命运

核心提示：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问答神州》重磅推出特首系列专访－《狮子山下的前行者》，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亲历大时代变革细述香港回归始末

吴小莉：彭定康因为提出了要推翻直通车以后，被鲁平先生称为是“千古罪人”

董建华：我提出来的，他不同意。所以就不做了。

八载风雨路崎岖，首任特首话当年

吴小莉：一国两制史无前例？

董建华：中央政府叮嘱我，这个现在是你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

董建华作为见证者亲历香港20年各种重大难关 被称“7-11”特首 

金紫荆广场上的升旗仪式、维港夜空中的绚烂烟火、辽宁舰航母编队首度入港，在2017年的七月，“回归二十周年”，成为香港最重要的盛事。而在这些庆祝活动中，有这么一位长者的身影，始终牵动着外界的视线。他银发平头，亲切随和，然而每一位列席在座的董建华，都会尊重地称呼他一句“董生”。

作为大历史的亲历者，他伴随着香港走过了中英谈判时候的微妙博弈，也见证了港英交接的历史时刻；他带领着首届香港特区政府跨过了金融风暴、非典危机等等重大的难关，被当时的港人尊称为“7-11”特首。

当紫荆花开二十年之际，我走进了位于港岛的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与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董建华：好久不见。

吴小莉：好久不见。

董建华：你好不好？

吴小莉：很好，很好，看您也很好。

董建华：还可以吧。

吴小莉：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是在这儿采访您的。

董建华：是吗？在下边

吴小莉：在下边。也是下边，我们今天也是在下边，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您都没有为香港的问题发声，但是2014年就在这个办公室您对吴小莉发言了，您还记得吗？

董建华：当然记得。

吴小莉：那个时候觉得香港需要您再出来发声了？

董建华：其实是这样的，每一个香港的人都有这个责任出来发声的，能够出一个力，能够干一些事情，为香港好，是一件好事。在脑袋里面我一直关心香港的事情。

吴小莉：那倒是，那倒是，即使管中美关系的时候，也是把香港放在心中，和放在实践中的。

董建华：对。

吴小莉：那我们下去聊？

董建华：好。

吴小莉：刚才我看到董太，董太跟我说，你们好辛苦，周六还在工作，我说董先生更辛苦，她说您做这个职务是应该的。是吗？

董建华：她答的很好啊。

吴小莉：她答的很好？

董建华：嗯。

吴小莉：她现在对于您任劳任怨她已经接受了。

董建华：她一直很支持我的。

吴小莉：董先生，很高兴能够再次的看到您，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二十年前，您担任特首的时候，我是追到了深圳去专访您。

董建华：对的，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吴小莉：之后每一次重要的关卡的时候，我都会来看您。

董建华：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1982年邓小平首谈香港回归 同年一事改变董建华命运

1982年6月16日上午，一张照片登上了北京和香港两地媒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张照片记录了邓小平第一次集中接见香港知名人士的画面。尽管当时中国官方媒体对此的报道只有短短一百多字，然而有评论认为：正是这次不同寻常的接见，为十五年后的香港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同一年，董建华也面临着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因心脏病不幸去世。与此同时，由董建华担任主席的“东方海外”集团，这个曾经被称为是“全球航运业中最大独立机构”的庞然大物坠入低谷，董氏家族欠下了高达200多亿港元的巨债，面临破产。

吴小莉：1982年，当时邓小平先生，跟香港的代表，首次提出1997年香港需要回归，那个时候您在香港，而且是在做企业，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您的反应是什么？而当时您知道的香港的市民，跟内地以及英国，各方的反应有什么不同？

董建华：在那段时间里面，其实我关心得不多的，刚刚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过世了，那么我要承担这个我们企业的，家族的工作。所以全部的精力，都放在那边的。要到后来，邀请了我去参加这个《基本法》的起草，这一类的工作之后，我才慢慢开始关心这个事情。

吴小莉：但是您有一个必须关心，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港币大跌，这个对于做企业，而且当时家族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董建华：对。

1983年，由于英方坚持“主权属中、治权属英”的立场，中英谈判陷入僵局。英国政府希望通过“经济牌”向中国施压，制造了“九月风暴”，导致香港股市暴跌，港元下滑。一时之间，香港市场混乱，人心惶惶。

吴小莉：（当时）整个香港有一个“九月风暴”，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董建华：那天真是很紧张的。你去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都要买光了，大家都抢着去买东西去。当时的香港政府，很快地做了一件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个联系汇率办了出来，将香港的货币，同美元挂钩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货币，香港的港币跌得很厉害。所以它就借这个机会，将这个事情，做了一下子。慢慢慢慢，后来又开始稳定起来。

作为香港最为重要的宪制文件，《基本法》起草和咨询过程前后历时4年零8个月。1985年，受到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平的邀请，董建华在处理家族生意危机的同时，加入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吴小莉：1985年，您作为《基本法》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董建华：是。

吴小莉：当时是谁找您的？

董建华：鲁平先生。其实就是鲁平先生找我的。

吴小莉：您的老朋友。

董建华：对，对，他找我希望我参加这个过程，我说经验不够吧，他说试试看，试试看。

吴小莉：当时您已经把家族企业的问题，慢慢慢慢的理顺了吗？

董建华：没有，刚刚开始。

吴小莉：但是您还是愿意接下这个担子？

董建华：对对对。

吴小莉：做咨询委员会的时候我知道要入区去了解情况，您当时去了吗？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董建华：基本上整个社会，当然也有人兴奋，因为是终于回归了，也有人担心，到底怎么一回事，将来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同以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基本法》的设计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你放心好了，没有事的，香港会更好的。

為了《基本法》起草進行的咨询工作，是香港有史以來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咨询。为了征求更多的意见，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们经常走到居民区中，倾听市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梁振英：第一个提的问题呢，就是说1997年7月1日早上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天，我醒来下楼去买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钞票？所以凡此种种吧，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吴小莉：我问梁特首的时候，他也是《基本法》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他说当时大家说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到底以后是用人民币还是港币。有没有类似一些，您现在印象还比较深刻，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董建华：我想问题都是很多了，这个当时有些人他就害怕，就自己对自己的祖国，不是很了解的。所以在这个开始的过程当中，你记得吗？很多人移民到外国去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是对的，他们很多人都回来了。

吴小莉：在回归前，彭定康因为提出了要推翻直通车以后，被鲁平先生称为是“千古罪人”。

董建华：我提出来的，他不同意。所以就不做了。

1989年董建华首次出访大陆 面见江泽民朱镕基登上政治舞台

1989年3月，董氏父子开创的海上大学“宇宙学府”号首航上海，受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等上海领导的热烈欢迎。这是董建华第一次与中国大陆的高层人士密切接触。自此之后，“东方海外”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项目屡屡增加，而董建华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上。

吴小莉：1990年，您被港督彭定康任命为行政局的议员，当时是谁跟您说的？他本人来找您的吗？

董建华：是他们的这个政务司来找我的，同我说，很希望我参加。那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让我可以更了解政府的运作。那么我一直是一个场外人，但是我平常也很关心香港的事情。我觉得也很好，去参加一下都很好的。

吴小莉：也就是从那里开始，您真的是正式进入了香港的政坛，

董建华：对对，

吴小莉：可以这样说？

董建华：对。

吴小莉：当时您要去接行政局的时候，有没有跟咨询委员会的其他的同仁，甚至中央政府有做过沟通？

董建华：同中央政府一起沟通的。

吴小莉：他们还是支持？

董建华：对，当然。

吴小莉：从那里您学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您有跟彭定康，有很多的交流吗？

董建华：看到的很多，知道了政府的运作，大概是有这样那样。但是看到的，单单只是从一个行政局的角度看到的。那么但是从这个过程呢，可以慢慢去推介，原来政府的运作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点呢，我在行政局里面，基本上批评彭先生的时间多。同他的看法，想法不一样的。

串场3:“直通车方案”，是中英谈判过程中，为实现政治体制的顺利衔接而协商出来的。具体是指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到1997年7月1日时，只要其组成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其议员是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可以全数过渡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的立法会的议员。

然而在1992年的10月，时任港督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其中提及的政改方案内容包括了取消所有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并将1995年香港立法局地区直选的议席大幅增加。由于这套方案有违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因而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更是将彭定康斥责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

吴小莉：1992年，彭定康提出了立法局直选。也就是打翻了这个“直通车”的概念。那时候是不是确实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记得当时您当选了候任特首之后，您就辞职了，辞掉了行政局的工作？

董建华：就是那个时候有冲突了就是，其实也要这样说了，就是大家意见不同，这个应该照现有的东西，慢慢地让它过渡，对不对？不要去改它，这个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