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小平首谈香港回归 同年一事改变董建华命运

吴小莉：那您当时记不记得您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然后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交流，或交锋？

董建华：我唯一记得的就是说他不同意。

吴小莉：什么东西他不同意？

董建华：我提出来的，同他的想法其实（不一致）。所以（我）就不做了，就不干了。

吴小莉：您确实是一个唯一在那个时期，又在咨询委员会，又在行政局，然后后来又成为特区政府的首任特首，您在这中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传承，承先启后，甚至桥梁的工作。

董建华：其实我没有做这样多桥梁的工作，当然在行政会议，有些不同的意见，我会说出来。但是在其他的事情，我的任务，到12月份以后，我的任务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就专心，同我自己的团队开始在筹组了。

董建华同期：一开头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是最终还是决定出来参选。我想，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总是有个使命感，就是说哎呀，责任所在。我经常就听见我父亲同我讲，天下的兴亡，匹夫有责的。他从小就在培养我，还要多为自己的社会国家做一点事，就是有种使命感。

董建华赢得七成五选票成香港首任特首 最关心一史无前例问题

1996年12月11日，59岁的董建华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竞选，赢得了400张推选票中的320张票，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位候任行政长官。

吴小莉：在1997年，港英政府过渡到特区政府的时候，您要做筹委会的副主任（委员），然后又被选为候任的特首。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是1996年的11月吧，作为候任的特首，开始跟港英政府，是不是会有，用别的方式，开始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政权要移交了？

董建华：12月份的时候，

吴小莉： 12月份的时候？

董建华：12月份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事情，他们呢还是做他们的事情。因为这个公务员团队，都要过渡的。那么再加上国家这个国务院港澳办，那个时候有个新华社，大家一起在处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交接得比较没有什么多来往了。但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整个班子都过来了，所以这个交接，不是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事情。

吴小莉：就有一个班子在帮忙。而且是国家跟这个班子都在帮忙。

董建华：对对。

吴小莉：所以最难的是整个的制度、法律，在特区政府成立之后，能够赶快地能够接上。

董建华：对对，那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就是“一国两制”了。“一国”我们回家去了，“两制”要落实它，就是确保这个一国两制能够在香港立足起来。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了。

吴小莉：一国两制史无前例

董建华：中央政府／再次三番地叮嘱我，这个现在是你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你自己要去努力去。

一国两制史无前例 曾遭西方大量质疑

董建华宣誓同期：本人董建华，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在宣誓就职之际，董建华曾经读出自己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他语气坚定，踌躇满志。然而等待他的，是一个风雨崎岖、充满挑战的八年。

早在回归前，对于“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顺利实施，西方社会充满了怀疑的声音。1995年，全球颇具影响力的《财富》杂志，曾经发表了题为《香港之死》的专题报道，预言香港在实施“一国两制”之后前途暗淡，“没有明天会更好”。对于没有充分行政经验的董建华，如何完成特区政府的顺利过渡，实践“一国两制”，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

吴小莉：您刚提到了，整个国家和整个筹备的班子，帮助香港顺利回归了，到了特区政府之后，就交到您的手上。一国两制史无前例，怎么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时就有人说，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和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融合在一起，相当之不容易。您作为首任特首，当时您说您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一国两制能够顺利实施，而且保证自由。怎么理解自由？

董建华：就是维持现有的生活的习惯，对不对？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并不太难的。这个最大的理由就是第一点，中央政府很希望这个一国两制能够成功，再次三番地叮嘱我，这个现在是你的事情了，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你自己要去努力去。那么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香港的老百姓也是很好的，他们大家都努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太难的。当然有很多别的事情在扰乱着我们。1997年的7月2号，泰国（货币）就脱钩了，同美元脱钩了，泰国的货币。那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亚洲的金融的危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峰的时候，1998年的8月份，那个时候因为外边的炒家，要攻破我们，抛售我们的港元，同我们的这个股市，来使得我们最终港元要脱钩。那么他们可以获利很大。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这个。

吴小莉：惊心动魄。

董建华：真是比这个还要厉害，究竟怎么样，你做不成功你怎么办。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成功的事情。那么结果运气也好，我们做成功了，他们退了。那这个是很高兴的时刻，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后来才知道，做成功的理由，当然我们很努力，很有决断要做。但是为什么他们后来退了，因为这批人，他全世界到处在惹火的，所以在俄罗斯他们亏了大本，亏了大本以后，他要资金，他一定要退了，所以呢在俄罗斯他们撤退了，在香港也撤退了。那我们就受惠了。

吴小莉：他们是为了保本，为了减少损失，看错了。

董建华：对，对。

吴小莉：当时就像您说的，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后，说事情交给您了，董特首您要自己好好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在2003年之前，您有什么事情，是会跟中央政府去商量的？什么事情是必须自己做决断的？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要去跟中央政府商量？

董建华：我想每年都会有一个述职的过程，所以每年都会在这个一年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向中央做个报告。平常除非有大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怎么样好多联络的。因为这个中央政府希望你一国两制，你自己搞好它。那么当然我们心里都知道，假如牵涉到国家的大事的话，那一定要同中央去，大家去商量的事情。那么到2003年的时候，其实就是SARS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了。那么在SARS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SARS你记不记得，真是很害怕的。

吴小莉：对。

董建华：人死了很多，心里也很难过。那么到一个很严峻的时候，我们连很多医院里面的设备，这个需要的，我们能够带的口罩，都不足了，很多东西都不足了。那么也是跟这样巧，就是我在这个深圳见了胡主席，胡锦涛主席，因为他也在南方，来看这个疫情SARS的事情。那么所以我就向他提出来，我说我这很需要这些这些这些，医务方面的这个支撑。他真的很好，回去以后很快就送来了，解决了也是我们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中央是很关心的。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同这个叫“炒家”在碰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接触的。

2016年，董建华出席了湾仔会展中心举行的“团结香港基金会”两周年晚宴。然而几乎全程用粤语演讲的他，在转引邓小平的表述时，却使用了普通话来重述这段近30年前的发言。

“他说，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董建华辞职成内地香港分水岭 中央政府对香港越管越多？

2003年，董建华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有香港媒体评论，董建华的辞职，成为了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关系的“分水岭”。

吴小莉：有人这样评价，说2003年开始中央政府就（香港事务）看得越来越多，管得越来越多了。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董建华：我倒不觉得是这样一回事，我觉得怎么样呢，SARS以后了，这个我们香港的经济萎缩得很厉害。其实从2008年开始，这个在打击这个海外来的侵犯，货币上的侵犯，一直带来的种种的后果，到SARS带来的后果，令得我们在这个六年里面，我们的经济通缩了13%，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值。那么你怎么样将它恢复起来呢？那么所以就去同中央去商量这些问题了，怎么办。那么其中一个就是

吴小莉：自由行和CEPA？

董建华：自由行个人游，希望尽快地来。那在7月份吧，2003年7月份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一开始还不是很多，但是很快地就变成很多。那么对经济开始起作用了。那么但是这个是不够的，那么所以后来再商量，商量有一个CEPA出来，这个CEPA呢，对我们香港，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一直到今天，因为国家的这样的昌盛，发展这样地快，其实CEPA会为我们在未来带来很多好处的。所以这些的沟通是很多很多的。

街访同期：

吴小莉：你觉得香港的楼价现在贵不贵？

市民1:非常贵，很惨。

市民2: 当然很贵，非常离谱。

市民3: 买不起。

市民4:儿女想结婚，住房问题自己却始终无能为力。

对于普通的香港人来说，切肤之痛总是体现在房地产上。早在1997年上任之初，董建华就在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也就是每一年兴建85000套住宅，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计划出笼之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然而随后袭来的金融风暴，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短期内，房地产的低迷直接造成了中产阶层破产，百业受损，香港整体经济一片萧条。“八万五”，也因此成为了董建华在任期间，最受争议的政策之一。

温家宝同期：

温家宝：“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二十年后，当我们再次走上街头，询问港人对于“八万五”的看法，却听到了一些与从前不一样的声音。

街访同期：

吴小莉：那么所以你觉得董建华的八万五是可行的？

的士司机：是不错的。但是就像有些人，亏了钱就怪董建华弄垮了整个市。现在赚了钱，你为什么不送给董建华？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还给董建华一个公道？你买来炒的，说了是炒楼，自然就有升有跌，哪有可能是稳赚的？稳赚我哪还用开出租车开一天十几个小时这么辛苦？输了就怪董建华。根本就是很多余。

吴小莉：也有人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您刚上任没有多久，提出的八万五的公屋计划，如果当时坚持执行了，或许我们（香港）现在的房屋问题，不会像现在这么严峻，您怎么看？

董建华：今天我们在哪里，在这里，房屋很短缺，这个填海好久没有做了，这样的过程上，那么楼价涨得这样厉害，怎么会发生的。那么我们要追回去很多年，去研究这个事情怎么来的，一直到今天，原来是这样来的。所以今后我们还是要做，不过填海时间实在是太长，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然后你再去造房子，再要搞个四年这样。那十四年里面，这个等不及了人家，大家都等不及了，所以还是要找别的方式。除了填海以外，填海是长远的解决，还要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考虑，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去找些什么地这样的。还是有的，地还是有的。但是我们要有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