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应吸取失败教训 拒绝在“口号”层面带动产业升级

中国东西发展不均衡 经济落后地区无创新土壤

解说：这一节许成钢将重点分析中国的创新指数是否客观？中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许成钢：具体一点看，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里边有正面的因素和反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才使中国排第25。要都是正面的因素，全都是好的，你有排第一去了。最大的正面的因素是：

第一，是中国的中学生的质量是用一个国际通行的考试标准叫PISA，就是中国的PISA，这考的就是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和理科，就三样东西合在一起的分数。中国的PISA考分是全世界排最高，第一名，所以超过全体的发达国家。所以由此结论，说中国的中学生的毕业生，那在世界上就没有敌人了，了不起了。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的顶尖，最高的，最强的高等院校的排名，在全世界的排名排的高。

第三，中国的申请专利的数字，这几年狂涨，涨的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中国为什么创新指数变得很高。但是这里我就需要将来几点：

第一，它这个中学PISA考分取决于你找的是哪些学校的学生，他们找的如果是上海和北京的，考试很高，当然不足为怪，因为北京跟上海已经几乎是发达经济体了。但是如果你跑到贵州、青海去，山沟里边去，可能这个分数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这个是我们学术上叫做Selection Bias，你选的样本是偏的，不反映整体情况。

第二，中国最好的高校在国际间的排名是什么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有争议的问题。他们选择的是排的很高的那一种排法。

第三，申请专利的数字。申请专利的数字，实际上它的内涵是什么？是要讨论的。下边等会儿我会结合一个图表再去讨论。

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里面最大的负面因素是什么呢？第一因素就是制度，制度里边包括了有法治很弱，创业很难，监管不对劲。我这里想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大家看这个制度和向下的这几条。这里边的数字排名的数字，数字越大越到了底部去了，因为他们总共也就看了一百一二十个国家，所以当排名排到107的时候就已经快差不多贴底了。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和安全排很低，监管环境非常的低，易于创业非常的低。

所以，当我们讨论中国创新的时候，如果创业本身很困难，当然创新就很困难。

解说：中国申请专利数量极速上升，是否意味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许成钢：也不是所有的专利都是有用的。

解说：专利申请背后还有什么战略意图？

许成钢：我这个专利是用来当武器用的。

解说：接下来许成钢专门揭秘，决定中国创新指数的第三大因素，专利申请背后的隐藏含义。

许成钢：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中国的专利申请，最近上升的非常快。大家可以看到第三行就是中国，这两个颜色深色的是2015，浅色的是2016。大家可以看到，从2015到2016中国就已经上升到不得了的增加。最上边是美国，根据国际产权组织的估计，用不了两三年，中国申请专利的数字就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已经持续很久了，很久的意思就是最近这些年。现在就是说按照纯粹的数字，很快也会要超过美国了。

这里边大家就需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这是什么意思？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中国的效率之间的关系。好几个经济学家经过多年的非常小心的，非常仔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把所有中国已经获得的专利全部都拿来看，所有的这些专利和所有他们的企业放在一起看，统计上看，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么有一个极端重要的让中国和世界上国家都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发现中国这些申请专利的企业，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他们的专利之间没有关系，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很奇怪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企业要做研发？为什么企业要去申请专利？专利是拿来干什么的？归根到底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生产率。这个研究发现，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专利都是有用的。那么这边画了一个大圈，这部分就是实际上没有用的专利。这个没有用的专利合在一起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到百分之四十几。这边百分之五十几可以有用的专利，也分成两大类，左边最高的这一类将近40%，这一类什么用呢？它叫做战略用途，什么叫战略用途呢？战略用途是一个好听的词，不好听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专利不是为了真的要改进我的生产率的，我这个专利是用来当武器用的，战略武器这是。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儿弄了一个专利，我就把这领域给圈住了，你就甭进来，为了保护我自个儿，但是我也不用，因为如果我用了就到了这边叫做商业用途，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简单地拿专利作为研发的成就是可以出错误的，因为专利和创新不是一回事。另一面，中国的这个申请专利和这些企业的生产率之间又没有关系，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激励机制出了错误了，激励机制出了毛病了，为什么申请专利会这么大呢？是因为上级给了它们什么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去申请专利，帮助它们去申请专利，上级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呢？本来它们是不是申请专利，是它们企业自己的事情，这上级不需要管的，那么你一旦给了它这个指标，这个实际上用一个更透彻一点的语言说，是有一些弄虚作假，就是你搞群众运动，你搞弄虚作假，于是你的数字变很大，里边就充满了噪音，所以当你用这个去衡量你的研发的时候，你就给自己制造出来了很大的困难。

解说：上一节许成钢着重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创新水平，其中存在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许成钢：法治很弱，创业很难，监管不对劲。

解说：接下来许成钢将有针对性的阐述具体什么样的制度，能有效激励创新。

许成钢：我今天想展开讨论一点的是大学的制度。

许成钢：为什么要强调大学的制度呢？原因是因为讲到创新，没有大学就没有创新，因为这个所有的新的知识，新的人，都是从大学里产生出来，而这个大学里产生出来，里边第一重要的就是大学是不是自治的，只有高度自治的大学，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我们下边再概要几个例子，看一下历次产业革命它的革命性的创新的想法都来自哪些大学，第一次产业革命，相关的这个科学内容当然是物理学，而物理学集大成者牛顿，从剑桥大学产生出来，那么这个实际重大的这个企业家，对全世界经济，全世界的技术起了直接作用的瓦特，瓦特是从格拉斯大学毕业的，这里还有一个小花边新闻，瓦特是跟亚当斯密好朋友，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是这个苏格兰人。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这个里边核心重要的突破性的这个物理学的成就，就是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的是麦克斯韦的这个工作，又是剑桥大学，然后是这个赫兹，第一个去验证麦克斯韦的理论，那么赫兹是这个柏林的洪堡大学。第三次以至于现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直接相关的生物科学的重大突破，革命性的突破，基因的发现，这个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是这二位，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剑桥大学，实际上在科学史上是有争论的，最早发现的不是他们俩，最早发现的是另外的一个一组人，这个伦敦大学的King’s College就是国王学院，所以一般在科学史上，人们认为这个诺贝尔奖，而且应该是他们两组人联合，如果是两组人联合，但是这里又，大家可以看到很有趣，都在英国，那么人工智能都是美国的大学的学者，第一个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那么第二这一组，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我这里还想要强调一下，西蒙教授是经济学家，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奖，那么是在，是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所以经济学还是有用的。

这些大学，大家可以看到没几个大学，这些大学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学这么厉害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大学100%的都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思就是它们完全由教授决定了三个方面的最重要的这个事务，大学里的事务，第一、大学的人事教授自治，人事包括谁来决定谁是校长，包括哪些教授我们可以招揽，哪些教授应该得到晋升，也包括如何招生，我们怎么招生，教授说了算。第二、学校的资源配置或者说整个学术界的资源配置，就是超过了学校，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会，英国有相应的这些基金会，所有的这些基金会，100%教授自治，是由同行评议为基础，来决定资源怎么配置。第三点、研究自治，那么你人事自治了、资源自治了，研究当然就自治了，所以每一个教授，尤其是在美国的制度下，包括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教授，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那么下边我用个图表，展示一下大学的制度，会带来多大的差距，我现在是只看这个自然科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所有的大学合在一起，553个诺贝尔奖，那么英国就排全世界第二，那么129，那么我们这里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不但美国合在一起是这么大一个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所有的国家当成一个学校放到这个表里排，哈佛大学排的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哈佛大学的一个学校，诺贝尔奖的数字，要超过所有的法国的大学，得到的所有的诺贝尔奖及，要超过所有的俄国的所有的诺贝尔奖，要超过所有的日本的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一个学校，能超过这些国家，甚至你可以把这些国家加在一起，还没有哈佛大学一个学校获得的诺贝尔奖多。相似的就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我这里想要强调的就是，由于它们的制度决定了它的成就，就是当你没有这个制度的时候，这个你人头多不解决问题，那这个哈佛大学学校不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剑桥大学不是特别大的。

那么让我再重新总结一遍，我们讲的这个制度指的是什么，第一是法治产权的制度，那么它是为创新提供正确的动力的基础，为创新提供正确的资源配置的基础。那么第二大类的制度指的就是四大市场，人力市场、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市场和产品市场，这个四个市场，它们的内部的竞争，它们之间的竞争，它们决定了优胜劣汰的机制，这四大市场的秩序和这四大市场的公平，都需要法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前后后不断地在提这个法治。

另外就是为了要保障这个优胜劣汰，这个要保障我们要有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这个制度的基础，就是企业的普遍民营化，因为国营企业解决不了软预算约束问题，解决不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它就永远不可能保证优胜劣汰，它就永远会阻挡创造性破坏，它会不允许新起来的东西去威胁它，所以最终这个要所有的企业要普遍地民营化，这才是制度的基础。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讲制度的改革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有保障自由探索的这个制度的基础，由此来保障金融、企业、大学自治，来保障这个研究者和企业家的这个自由。

田桐：感谢许老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大，内容也非常的多，可能有很多的细节不能够一一展开，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时间向许老师进行提问的。

现场观众：许教授您好，我是长江商学院史颖波，我想问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多年持续下行，那您觉得未来几年会怎么样呢？最糟糕的时候过去了吗？谢谢。

许成钢：中国的经济的持续下行，这个最大的原因和我们今天讨论创新的这个问题，最大的原因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因为创新的原因，就是最大的问题呢，是因为中国整体上，就是从技术上讲，管理上讲，和这个世界的前沿之间，差距还非常的大，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如果我们以人均GDP度量的话，中国才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就是非常大的距离，要这个继续追赶还很容易，就是没多少创造力去学别人，也还学的空间大的很，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学，就已经这个增长速度下来了呢，最大的原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全体中国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比例过低，那么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需要非常基本的制度上的改革，才能够导致让这个全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去，那么现在的比例过低，这个比例低到了就是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里最低的，那么这个过低的比例，当然收入低，消费就低，消费低，生产的东西就过剩，生产东西过剩，经济就不能增长，就这么简单。

田桐：来，这位先生。

现场观众：许老师您好，我是来自长江商学院的赵燕斌，在我从事企业服务领域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就是债务问题，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那您认为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许成钢：非常好的问题，刚才我们在演讲的时候讨论，接触到了一个概念叫软预算约束，这个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背后就是债务问题，就是今天中国的债务问题，里边的最大两个头，是地方政府和国企，而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巨大的债，之所以会如此的这个积累，而且如此的困难，就是难以这个改正，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国企都面对着软预算约束问题，就所谓软预算约束实际上就是当这个企业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当它大量地欠债，当它大量地这个坏债，导致这个资不抵债的时候，你如果在市场经济下，它们是要破产的，但是它们不会破产，那么由于它们知道它们不会破产，这就之所以用这个词，叫软预算约束就是指的它知道它不会破产，于是它就胆子很大，它就敢去如此的去举债，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当然中国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量的产能过剩，里面是两面的问题，一面的问题是刚才讲的内需不足，另一面的问题是软预算约束，就是在软预算约束的时候，它居然胆敢举债扩张生产，才导致了今天我们这个中国又发明一个词叫僵尸企业，它怎么会变成僵尸企业了呢？就是因为它胆敢大规模举债，在市场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它还敢扩张生产，到最后资不抵债了，那不就僵尸了吗，那么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我们刚才在演讲的时候已经提到，就是你为了创新必须解决这个，实际上比创新更基本的问题，为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生存，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田桐：好，感谢许成钢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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