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才华受到毛泽东赏识 贾拓夫几经怀疑仍矢志不渝

前往中央主持经济工作 质疑大跃进受到排挤

解说：1952年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经周恩来的和陈云提出，毛泽东同意从地方“借两个头（脑）到中央”，一个是西北的贾拓夫，一个是华东的曾山。由此，贾拓夫离开西北，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主任，分管交通运输、劳资等方面的工作。其后，陆续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成立，贾拓夫被任命为副主任，分管轻工业和手工业，同时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根据秘书赵家梁统计，五年间，贾拓夫有32个月在外调查，行踪所及20个地区，40多个城镇，上百个工厂。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贾拓夫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张盤（贾拓夫秘书）：光强调重工业是不行的肯定，他应该有轻工业，只重视中央工业，地方工业部不重视的，只重视大工业，手工业不重视了。

贾虹生：他的这些观点被毛主席认同、肯定了。当时毛主席是批评地说，是用批评的口吻说你这个轻工业，你这个人头颅不长角啊，气不胜，中庸之道，程朱和平。

张盤：毛主席的《十大关系》啊，我认为很可能是同这个，他听了这个多少部门的汇报以后，也包括拓夫同志的这些汇报才形成了。

解说：1958年初，贾拓夫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他开始了马不停蹄地走访，每到一处，他话不多，但看得仔细，对各地的经济状况心中有底。大跃进开始了，到处是蓬勃的热情，西安郊区的农村也正创高产。

张致祥：十几亩地，七八成熟的稻子替下来，集中到一块地了，搁上大竹竿子，把这个稻子都架在上边一，不通风怎么办呢？搞鼓风机吹，夜间就用探照灯照，拓夫看了就说这个办法不行。

解说：1956年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入和过高的经济指标，让周恩来一再强调反冒进。负责经济工作的贾拓夫十分赞同，但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激烈批评了“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人受到严厉指责，贾拓夫也在被批评的行列。在地方狂热的经济建设中，贾拓夫仍然保持着冷静。

张致祥：我们住在敦煌县委，一个县委的一个管农业的书记陪我们到棉田里去看。说这一株棉花能有五十几个桃，说一个桃三钱，五十个桃呢就是五十个三钱了，很多了，是不是。我也农村出来的，他也是农村出来的，他懂。他说这一株棉花的呀就是大桃，三钱的桃啊，顶多有个五六个，其剩下的四十几个有的有一点桃，有的在尖上就没有桃了，哪有桃呢，你如果按这个办法计算产量呢，当然你这棉田产量高了，是不是，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科学。

解说：从敦煌棉田到玉门油田钻探队，贾拓夫对基层真实情况有了充分了解。

张致祥：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是讲1958年的农业产量是七千亿斤，拓夫不相信，有一个同志就说了，贾拓夫这你还不相信，这是上边定了的。

解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提出钢产量要到达110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而这一年，经历了前八个月的冒进式生产，钢产量也只有500万吨，贾拓夫等人都认为，要在后四个月生产600万吨的钢是不可能的。

贾虹生：我父亲跟冶金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讲，你搞这么多的钢，你有那么多的矿石吗？冶金部领导就讲，矿石的问题是我们冶金系统自己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不需要你们几位管，你能给我提供多少焦炭，我就能炼出这么多钢来，那就变成煤炭部的事了。煤炭部就提出来我们国家有的是煤啊，你只要能给我提供多少设备和铁溜子，就是传送设备，我就能生产出多少煤炭来。而机械工业部，就是说你能够给我提供多少钢材，合格的钢材，我就能生产出这么多的铁溜子。这球又踢到冶金部去了，所以这样一种循环造成计委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那么如果你计委认为是不可行的，你是“促退派”，人家各个行业都是“促进派”，谁也不愿意当“保守派”“促退派”，那么你计委就风口浪尖上了。

解说：贾拓夫是不可能扭转时局的，他只能不断在各种会议上提出问题，正在大家努力争取1958年钢产量时，根据各地所报计划汇总，1959年钢产量指标到了3900万吨，比1958年翻两番，贾拓夫忧心忡忡。

张致祥：土话就是这个样的话，大伙也都随着这个高起表态，因为什么，当时也都怕“右倾”这个帽子扣到自己身上呢，就是这样。唯独贾拓夫呢，他也不是说不怕扣这个帽子，我们两个跟拓夫闲谈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我向毛主席我不能说假话。

解说：“为3000万吨钢而奋斗”已成为口号，没有人能提出反对，贾拓夫也不能，他还要负责起草文件，编制计划。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之后，这个数字改为2000万吨，对外宣布1800万吨。贾拓夫在计委内部布置人做两手准备，做一个更低的1600万吨的计划方案。

张致祥：拓夫是一直的在讲，要理解“多块好省”呢要全面，不要片面的光提产量，所以他不赞成高指标就是这个道理。

解说：1958年底和1959年1月，在向周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针对过高的经济指标，贾拓夫一再就具体问题提出困难，然而，大家都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

贾虹生：1959年春节的时候，四个主管副总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给毛主席拜年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是提出来关于指标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那好，我准备修改总路线。那么这个指标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党的总路线的问题了，就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李富春同志回来以后，就跟我父亲打过招呼，以后不能再提这个指标问题了，这是路线问题了。

解说：1959年6月，贾拓夫在计委18级以上干部会上讲了30多个问题，深刻反映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中的实际，受到一致好评，这时距庐山会议很近了。1959年7月1日，贾拓夫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原本旨在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后期却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贾虹生（贾拓夫长子）：彭德怀同志在西北组，也是在西北组，他的发言讲得比较尖锐，同时在会上提了一个事，就是说搞成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大家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另外就是彭德怀在这个发言里边讲到，我们党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同志不多啊，陈云同志算一个，拓夫同志算一个，这样就把我父亲端到这个对立面去了。

解说：贾拓夫和彭德怀的关系成为揭发对象，彭德怀和贾拓夫关系一直不错，这台彭德怀送给贾拓夫长女的相机，却成为了彭贾特殊关系的罪证。

贾达黎：他有一个侄女叫彭钢，我在女附中上学，彭钢也在女附中，所以有的时候，星期六，我们就一起去，我不回家，就去看彭伯伯。后来有一天，彭伯伯跟我说，他说有一样东西你没有，照相机，我说，哎哟，照相机我们家都没有，我可不敢要，我爸会说我的。他说那好，把你爸叫来，我告诉他这是给达黎黎的。

贾虹生：你们两个连照相机都送，可见你们关系多密切，就要给塞到“彭德怀俱乐部”里面去，那是一个不正常一种联盟关系。那最后当然彭德怀也不承认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没有把他打成“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定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

解说：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并不清楚家中的变故，贾达黎只是隐隐觉得同学在议论什么，还是老师叫她不要打听太多，但在她的眼中，父亲的状态却截然不同了。

解说：孩子们渐渐知道了对父亲的批判，长女贾达黎正在申请入党，听说父亲反对毛主席她非常痛苦，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决定住在学校不回家。

贾达黎：我要站在党的立场一边，我记得我把这个事情呢，就给李纳讲了，李纳中学跟我就比较好。后来有一天，她就告诉我，我爸让我告诉你，不要脱离父女关系，有一句话转告你爸，孟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后来我回来就把这个话呢，就跟我妈说了，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了。当时我觉得我爸还是受到了一些，感觉到有些信任啊。

《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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