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 东北漫画家曾让毕加索为之折服

赠与毕加索画作 大师也被东方艺术征服

解说：鲜明的政治主题、强悍的艺术风格，张仃的漫画如匕首、如投枪，是那个特殊时期的强音，也是进步文艺的希望标志。叶浅予曾对张仃上世纪30年代的漫画有过高度评价，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漫画界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像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张仃笔下的抗日救亡漫画充满激情，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他“流亡进关，深感亡国之痛”的切身经历。

理召：比如说漫漫画，别人用钢笔或者铅笔画，一般的，没有学过国画，张先生因为学的是国画，他的线又画的很有力度，很好。那么，他的漫画用毛笔画，叫做种锋用笔，毛笔中锋侧锋，所以那个线都有欣赏的价值。而且一些表达、人物造型，一些什么，还是受他们喜欢的世界最好的漫画的（影响）。后来张仃先生跟我说，1930年代，我们明星穿的衣服，中国比日本的好，更懂得文化，更懂得艺术，更懂得美。

解说：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孤岛，是进步人士的避居之地，但同时，也是国际大都市、世界上最前沿的艺术、最先进的思潮、最先在中国踏足的地方就是上海。张仃与志同道合的张光宇、叶浅予等人一边投身于漫画的创作与宣传，一边捕捉吸收着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艺术元素，这让他的漫画作品同时具备了两种气质，既是革命的，又是摩登的。在那个时代的进步艺术们对延安都有着一种类似朝圣般的向往。1938年，张仃带着他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革命大本营延安。在延安的张仃，没有再进行漫画创作，他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老师。

王鲁湘：1992年的春节前夕，张仃先生和夫人灰娃这两位老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重返延安，那次我是陪他一起去的。这个地方叫杨家岭，这个房子是召开七大的地方，那么中共七大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头召开的，这是一个小礼堂，张仃先生当然不是七大代表，没有参加七大。但是，七大代表的那个投票箱是张仃先生设计的，因为当时候延安重要的设计都是张仃先生完成的。而且在这个房子的前面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以后，然后毛泽东、朱德他们和当时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合影，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先生到这里以后是回想起过去的这个历史，深有感触，就画了以老井为主角，以杨家岭这个礼堂为背景这样一幅作品，题记也非常地有感觉。“壬申岁始，走访杨家岭，瞬间半世纪，旧地重游，群星陨落”，就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一些文艺明星们、那些作家们基本上就没剩几个人了，群星陨落，石屋尚存，井台冰封、泉水喷涌、可煮小米粥果腹，可烹茶论艺、寒冬已过，将有雁群飞鸣长空、大地复苏。就是既回忆过去，又展望将来，还关注当下这样一种历史感。

解说：这幅《枣林之晨》就是张仃再次回到延安时的画作，这是一个冬日的清晨，空气清冷爽朗，过清晨的薄雾，看到的黄土高原是淡淡的柔情的蓝色。记忆其实是有颜色的，至于当年的延安在张仃眼里是什么颜色，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从旁人的记忆中，如果给延安时期的张仃赋予色彩的话，那他一定是个性的，也是不羁的。虽然不再画漫画，张仃总爱给身边的小环境动点手术，设计制作些小物件。他和作家萧军还一起组织成立了一个作家俱乐部，张仃为俱乐部设计的会徽是一把熊熊燃烧的金钥匙，寓意作家能够开启人类心灵之窗。

张仃：这里面就是我一个画画的，没有作家。

王鲁湘：没有画家了，就是您一个画家了。

张仃：后来，山地下有几间空房，这个萧军到陕甘宁边区捐了几个钱，二三十块吧，搞了作家俱乐部，让我做整体设计。后来，他就让我做这个作家俱乐部主任。

王鲁湘：作家俱乐部主任。

张仃：每个礼拜六开跳舞会，毛泽东、朱德、江青他们都在那跳舞。

解说：这个作家俱乐部后来成了延安最具有时代美感、最富文化艺术气息的场所。张仃在装饰设计方面的才华也逐渐展现，即使后来到了北京，当年一起在延安工作生活过的老同志说起张仃，也总会提到一句话，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被人提起，也可能会被时间渐渐遗忘。比如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比如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比如国徽的设计，张仃的名字应当永远与这些相关重要的历史瞬间一同被记忆。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装饰艺术不能没有张仃，从延安到北京，他一直是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1949年初，张仃参与并负责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的美术设计工作，1950年，张仃又带领刚刚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与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一起参与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理召：首先梁思成跟林徽因拿出来一个清华的方案，就是一个璧，意思就是和平、统一。

王鲁湘：完璧归赵。

理召：完璧归赵这个意思。完了以后，大家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来，过了一星期以后，中央美院的这个组，就是张仃先生领导这个组就拿出自己的方案。就是有天安门。

王鲁湘：有天安门，有齿轮，有稻麦穗，有红星。

理召：拿出这个方案，但是清华这个组，就梁思成他们这个组对中央美院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这个提出了不同意见，否定。首先他说，天安门是封建王朝的东西，怎么能作为新中国的国徽，他的想法是很好的，完全站在我们新政权的立场。另外第二个他就是说，不能有建筑，国徽里头如果有个建筑，容易一个风景画。第三，不要用大红、大绿的，俗。后来，这一面张仃先生就代表他们中央美院这个组就跟他答辩。就是说，天安门它是原来建筑是有封建王朝，但是它的意义在五四以后就变了。他说因为五四运动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开始。第二，他说建筑物为什么不能放在国徽里，他说可以，即便它成为一种封建化，只要符合我们政权性质。

王鲁湘：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徽里头都有建筑物，并不是没有建筑物的。

理召：并不是从来都没有，就从来没有，我们有又有什么呢，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说大红颜色是我们全中国，包括所有的人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他说我们的过年过节，有喜庆，大家都用大红。如果我们再加上金，它有一种辉煌的感觉。

解说：当时的两组设计方案一起被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建议。“国徽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确定了这一主体内容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院的专家们由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

理召：完成是在大家共同的完成的，提了很多意见，友好的意见，比如白穗应该怎么样，齿轮应该怎么样，绶带应该怎么样画，都是大家集思广益来完成的。所以，有人问张仃先生，国徽的设计，他说国徽的设计是集体的智慧，我的贡献是提出了以天安门为主体。

解说：1950年，张仃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他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上。但他同时还要承担许多重要的国家设计任务，从1951年至1957年，张仃多次担纲莱比锡、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城市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在1956年，在巴黎担任法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师的张仃终于有机会去拜访他推崇半生的艺术偶像毕加索。于是，便有了这张两个矮个子老头的珍贵合影。

张仃：我从学生、美专时代，我就喜欢毕加索。所以，我到法国可以看看毕加索，给毕加索带了两件展品。

王鲁湘：礼品。

张仃：一个是齐白石的画，一个是一对门神。

王鲁湘：杨柳青的门神。

张仃：后来门神做政工的人，他不同意，他说这是迷信。

王鲁湘：说这是封建迷信。

张仃：其实外国人根本不认为迷信，他不同意。后来，门神就没送，后来我把齐白石的画给毕加索。

主持人：王鲁湘【主持人专区】

首播：周六 12:00-12:30 

重播：周日 06:15-06:45 09:4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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