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被选择性遗忘的种族 苏联隐瞒纳粹虐杀犹太人事实

电影《我们会复仇的》：不要忘记这条沟渠，这些悲痛欲绝的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刻骨铭心。七千名刻赤居民被遣送到这里，他们沿沟渠站立，遭机枪扫射，在这条堆满尸骨的沟渠中，这个男人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眼中只有一个欲望复仇。

解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父母还是孩童都在不断发现尸体的过程中哭泣哀悼，因为任何一具尸体都可能与他们有关，这些情景触发了新的拍摄指令，很快摄影师们被告知要专注拍摄人们的悲痛，要增加面部特写以捕捉情感，使影像在表现破坏与毁灭的同时更加人性化，更易被理解，但是这些悲痛究竟属于谁呢，在影片中人们看到的一方面是纳粹德军不分种族和地点的随意屠杀，而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士兵与平民同样不分种族的无差别牺牲，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苏联记者维什涅夫斯基曾这样写到。

维什涅夫斯基笔录：母亲辨识逝去孩子的画面最令人难以承受，我问他们为什么德军要杀你，我听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是苏联人。

解说：1942年9月，德军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双方展开了寸土必争的巷战，在这座被战争硝烟包裹的城市里，被派往前线的苏联摄影师们发现自己既是艺术工作者又是战士，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顽强表现暂时分散了人们对不断发生的大屠杀的关注，而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宣传在淡化犹太种族遭遇的同时，似乎也强化着另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被苏维埃化的波罗的海及周边国家蔓延，让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变得理所应当，甚至变本加厉。

程鹤麟：沙皇俄国时期犹太人一直是歧视与迫害的对象，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浪潮席卷了整个俄国，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俄国犹太人开始觉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逐渐在俄国兴起，而在东欧其他一些国家反犹主义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一直盛行不衰，比如在波兰，对犹太人的逮捕、驱逐和屠杀就一直不曾间断，而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场以反犹主义为政治纲领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波兰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再比如20世纪20年代，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在高等院校里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而在罗马尼亚犹太人也从未获得过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二战爆发在这些已经被占领的东欧国家以及地区纳粹德军在执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是几乎没有遇到阻力。

解说：在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苏维埃化国家，人们没有忘记苏俄人曾经带来的伤痛，而与此同时，在这片土地上反犹主义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情者，因此他们是叛徒，这种说法与当时纳粹宣传机构炮制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一拍即合，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德国对苏维埃国家的入侵被很多人视为一种解放，这显然让盖世太保等纳粹暴力机构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当时德国人拍摄下了这些虐杀犹太人的残暴行径，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市，当地人甚至自发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他们在街上用撬棍殴打犹太人，而在乌克兰盖世太保则只负责处理成人，他们将解决儿童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很快德国人就自信的认为，在立陶宛他们已经解决了所谓的“犹太问题”，而事实上到1942年甚至在乌克兰境内都几乎找不到犹太人的身影了，此外，对犹太人的深刻厌恶也加速了犹太隔都的形成，事实上，这些隔都的存在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利用强制劳力，这些劳力最终都逃不过被驱逐或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战地记者伊利亚·爱伦堡曾经这样描述波兰的犹太隔都。

伊利亚·爱伦堡回忆录：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这里的人们是完全孤独的。他们身上的星星时刻提醒他们死亡并不遥远。

程鹤麟：所谓“犹太隔都”是指城市中被分离出来的街道或者街区用来强迫犹太人居住的法定地区，这种特殊区域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统治者考虑到犹太人与其他宗教民族的信仰习俗的不同，而是源于基督教会希望孤立、羞辱和隔绝犹太人的思想，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召开，基督教会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禁止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住在一起，到了十四十五世纪，隔离犹太人的做法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而到了现代，反犹主义者更是利用这一所谓“事实”因果倒置的宣传说犹太人自古以来就与非犹太社会格格不入，德国纳粹时期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交往更是被限制的找不到缝隙，而犹太隔都的作用也逐渐从隔离变成了屠杀与灭绝。

解说：拍摄这些犹太隔都的摄影师们来自德国、立陶宛和乌克兰，他们该如何拍摄死亡，对于这些拍摄对象来说，他们的存活时间可能只剩下一天一晚甚至一小时，他们的表情背后似乎是人性的衰落，在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这些镜头中幸存者们的眼神依旧空洞，摄影师们试图去寻找恐惧感的痕迹并对亲历者们发问，究竟什么是死亡，但没有得到任何答案，那些拍摄于大屠杀之前的犹太隔都的画面揭示了暴风雨来袭前的夜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如何解读那种知晓死亡随时将会到来的诡异面容呢，对于苏联摄影师们来说，太多发现都残忍的令他们难以承受，那些遭受岁月蹂躏的早已腐烂的尸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分别，无论他们各自曾经具有怎样的身份，都经历了相同的生命结局，屠杀结束后死亡抹去了受害者们的个人差异，在那一刻，那样的群体中，不分种族也无关宗教，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曾这样写到，在乌克兰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了，你再也看不到小女孩们哭泣的双眼，再也听不到老妇们悲伤而迟缓的哀嚎，也再也搜寻不到饱受饥饿的孩子们那一张张黝黑的面庞，一切都是无声而静止的，如果有一百个犹太人生活在这座小镇中，那么就会有一百个犹太人惨遭被屠杀的命运。

程鹤麟：从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共持续了八个月，这场战役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血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之一，共造成敌对双方约两百万人死亡，当德军一寸一寸进攻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在每一座房屋、工厂和地窖中都遇到了苏联人顽强的抵抗，这对于过去常常不战而胜的德国人来说是个从未有过的恐怖体验，大量德军士兵在前线饿死、冻死和战死，1943年2月2日，包括德军陆军元帅保卢斯在内的处于饥寒交迫状态的九万名德国军人终于向苏联投降，斯大林格勒战役终结了纳粹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这次战役失败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军队气数就到了尽头，而在另一边一场塑造英雄淡化被屠杀犹太人痕迹的宣传战也在苏联打响了。

解说：苏军在前线取得胜利，使像罗曼·卡门这样的战地摄影师也收获了载誉归来和被捧为“英雄记者”的待遇，苏军在反击和西进的过程中收复了大批犹太人曾经居住的土地，但那些犹太人口早已在屠杀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对于苏联人来说，这些细节并不重要，继续向胜利之路挺进显然更为迫切，就这样在战势被扭转苏军开始取得优势后，苏联犹太人也始终没有摆脱被排除在“主旋律”之外的命运，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事实太过“扎眼”，那些令人难以直视的伤痛与苏联宣传机构现在想要传递的信息并不合拍，对于后者来说在目前阶段缅怀过去的伤痛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时候新闻报道所需要的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史诗般的英雄形象，就这样一幕幕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影像被创造了出来，在这些场景中，人们努力工作，为了美好的明天做着准备，一些摄影师还被要求跟随拍摄游击队员以展现他们非凡的勇气、意志力和战斗力，电影导演奥提莉娅·莱兹曼就是其中之一，她与游击队员们在战争中度过了许多日夜，在她的镜头中这些青年男女为了祖国与纳粹德军英勇作战，期间不免发生惨痛的牺牲，一些游击队员被德军枪杀在沟渠里或吊死在枯树上，德军还将他们的尸首示众，以压制任何形式的反抗，在故事片中模范人物的形象也随之被树立，一位名叫卓娅的18岁年轻女孩是一位反抗军战士，她在严刑拷打中保持沉默，最终被德军处以绞刑，随后她的尸体被示众一个月之久，她的遗言充满了爱国热情。

电影片段：我不惧怕死亡，为了我的人民祖国和真相而死是一种荣誉，永别了我的明灯。

解说：与卓娅遭受相同命运的还有玛莎·布鲁斯金娜，但两者唯一不同的是玛莎是个犹太人，在位于莫斯科的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中，玛莎遗照下的题字是“一个无名的反抗军战士”，显然身为一名“纯粹”的苏联英雄，卓娅的风头不容被一个犹太人抢走，整整半个世纪过去后，关于“玛莎”的故事才逐渐在苏联人的集体记忆中被重新拾起。

程鹤麟：或许是因为预感到战败而急于销毁战争罪证，或许只是单纯为了消灭所有犹太人口，从1942年起纳粹德军展开“特别行动1005”，利用犹太人和战俘销毁一切与种族灭绝行径有关的痕迹，被俘的人们充当了掘墓者，尸体焚烧员、骨灰分类者等各种角色，然而天不随人愿的是苏军在前线的快速进攻打断了德国人的毁证行动，在位于爱沙尼亚的克鲁加集中营，摄影师们捉到了一幕幕真实的叫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解说：苏军到达集中营时发现了八十名犹太幸存者，幸存者们向苏军解释了德国人在集中营里使用的一种集体屠杀手段，叫做“尸体堆砌法”，具体操作方法是尸体首先被堆放在一层木柴上，然后在这些尸体上再铺一层木柴，接着再铺上一层尸体，最后点火焚烧，当火焰熄灭后德国人利用机器将剩下的骨头碾碎，战地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看过现场后这样写道。

伊利亚·爱伦堡笔录：德军逃逸时，企图把全部尸体焚烧干净，他们把尸体像木柴那样堆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事情和一个小女孩的事情，他们只是成千上成百上千具死尸中的两具，我站在那里无法动弹，我甚至没有听到司机叫我的声音，也无法用文字表达这种感受。

解说：德国人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的“特别行动1005”成效并不明显，成千上万的尸体还是被从苏联的土地中挖了出来，1943年大量挖掘尸体收集战争罪证的工作开始了，调查委员会找到了埋尸坑，研究了屠杀手段也记录了相关的财产和人员损失情况，苏联摄影师们的工作则是把现场的勘查情况、取证过程和法医报告等细节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供法院使用或为拍摄电影积赞素材，罗曼·卡门在他的拍摄日记中写道。当艾尔伯特拍摄那些尸体时，他握住摄像机的手没有颤抖，他知道自己记录下来的东西将会成为指控法西斯刽子手的有效证据。事实上，苏联人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就启动了审判战犯的程序，他们首先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和乌克兰境内的哈尔科夫市开始了审讯，审判过程被拍摄了下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审判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让战犯作为个体承担所有战争责任，纳粹德国也应该接受审判，然而对于受害者法庭似乎并没有兴趣将他们的身份予以区分，这群已经无法发声的灵魂，就这样从始至终都只是“苏联人”。这个时候苏联人正努力克服愤怒，享受由胜利带来的喜悦，他们把对纳粹刽子手的憎恨转化为复仇的动力，行刑时间是公开的，战犯的尸首也被示众，苏联人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复仇也是一种对国民的补偿，然而他们真的清楚自己的受害同胞是谁吗？无神论者、东正教徒、犹太人都被安放在了这片宁静的“集体墓地”中，在这里所有逝者的墓碑上都安放了一个十字架，这些十字架提醒着人们数百万苏联人长眠于此，但是犹太人呢，有谁会真的记住他们，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默默掩埋了。

程鹤麟：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史学界通常认为被屠杀的犹太人大约是六百万，其中东欧国家中在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地犹太人的遇害比例都超过了九成，而在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这个比例也远远超过了一半，战争的结束，虽然赶走了恐怖的纳粹德军，但苏联犹太人被排挤和被迫害的惨况却远远没有达到终点，从二战结束到斯大林去世的不足十年间，反犹事件一桩接一桩的发生，1949年夏天在二战期间为苏联赢得了大量国际援助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向苏联领导层提出建议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苏维埃共和国，结果这个决议不但遭否决该委员会主席还被暗杀，此后的1953年一批著名犹太医学专家被诬陷害死了国家领导人，如此种种，让苏联犹太人始终生活在紧张与恐惧的边缘。

解说：当苏军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柏林时，摄影师们的任务是展现这支胜利之师的伟大，并时刻提醒苏联人民是他们拯救了无数生命，1944年初，部分苏军凯旋而归，摄影师们被安排的拍摄目标是军队的凯旋姿态以及之后的阅兵仪式和勋章授予仪式，至于与战争有关的其他细节苏联军方对摄影师们有着明确要求，要严格把关画面，在必要时重组，务必将宣传重点放在伟大的胜利和荣誉上，在摄影师队伍中，虽然有像马克·特洛亚诺斯基这样出于对影像真实性的执着追求拒绝军方的艺术家，但大多人还是依照指令办事，对此罗曼·卡门曾表示，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确。1944年初苏军向波兰推进，当他们抵达一个名叫马伊达内克的村庄时，当地村民告诉他们这里有一座集中营，苏联士兵推开了集中营的大门，在焚尸炉底部发现了人类的骨灰和遗骸，苏联和波兰摄影师们随即记录下来这些德国人尚未来得及销毁的证据，这批摄影师成为了波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最早的目击者，摄影师们被眼前这场几乎具有工厂作业性质的大屠杀震惊了，他们拍摄下了一切可以被记录的事物，通电的铁丝网、焚尸炉、烟囱以及精神上尚未完全摆脱死亡紧箍咒的幸存者们，六个月后纳粹德国建立的最主要的集中营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起初摄影师们并未获准进入拍摄，七千多名幸存者和无数尸骨几乎就要汇入一段无声与黑暗的历史，然而后来或许因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意义太过特殊，摄影师们还是被召唤到这里进行拍摄，然而集中营里的大部分囚犯已经被撤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的记录与还原历史，摄影师们开始了“摆拍”，首先他们让波兰当地居民和曾经的囚犯换上条纹囚服，在各类场景下配合拍照和录影，此外，他们还重新设计拍摄了苏联红军到来时的场景，当场记板被扣下后，苏联士兵出现在了镜头中，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幕正在上演，这场拍摄反复进行了几次，远景、近景逐一来过，一些还在接受治疗的囚犯则是连绷带都还没来得及拆下来就被安排站在铁丝网上配合拍摄，这种通过影像还原残酷历史画面滴宣传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促成了大屠杀视觉叙事的发展，成堆的剪刀、头发、鞋和衣服，在这些绵延不断的镜头背后是一场延续了近五年的集体屠烧杀，超过110万人在此丧命，其中超过九成是犹太人，影像中凸显犹太人特征的部分，比如杂草堆中犹太男人晨祷时所用披巾的镜头被刻意的删掉了，而在有关大屠杀受害者的注脚中，民族多样化的特点也被要求重点突出。

影像资料：冯腾·荷马，法国人农民，20岁，布鲁诺·伊利亚诺，意大利人，教师，医生，佩德罗·约瑟夫，荷兰人，电工，20岁，新卡布罗·康斯坦丁和她的姐妹希腊人。

解说：1945年2月苏军取得了二战欧洲战场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柏林战役的胜利，苏军在这场战役中没有给德国人留下任何苟延残喘的机会。柏林战役胜利后，在这个已经沦为废墟的城市里，苏联摄影师们捕捉到了那面醒目的苏联红旗，它高高飘扬在德国国会大厦上空，这是一幅标志性的画面，述说了苏军压倒性的胜利，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画上了句号，同时也彰显了摄影师们的英勇无畏，成功的宣传，在制造英雄与传奇的同时，也让屠杀和受难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胜利乡是麻醉剂，让苏联人集体失意，纽伦堡审判期间，苏联人热烈的讨论纳粹的残暴行径和种族灭绝的恶毒阴谋，在那时公映的苏联电影中更是充斥着过去四年摄影师们的拍摄成果。然而，在这些控诉与展示中却找不到任何事与受难犹太人有关的痕迹，在这群已经被忘记的灵魂所遭受的无数场劫难中，娘子谷大屠杀的画面，似乎依旧清晰。1941年9月29日到9月30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山谷中，33771名犹太人遭机枪扫射而死，这是纳粹德军进攻苏联期间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单一种族大屠杀，在那极其恐怖的两天中，犹太男人、妇女和孩童缓慢走向山谷，他们被命令放下财物，脱光衣服，站好队伍，无一例外，今天在位于基辅的娘子谷附近走出地铁后会通向一个巨大的公园，人们常携家带口到那里散步，在一座人造山谷旁边矗立着一座苏联纪念碑，而直到1991年时犹太人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纪念碑。1964年苏联诗人亚历山大·加力奇这样写道。

亚历山大·加力奇笔录：所有悲伤，仿佛都被人们抛在脑后，在娘子谷到处是笑声和音乐，我们告诉孩子们，一切都很好，安心的睡吧，因为冷漠，人们会选择宽恕，但是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的冷漠。

程鹤麟：出于对犹太教“一神论”的反感和憎恨，反犹主义的观念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不断发酵，直到二战期间冲上巅峰，希特勒政府炮制出的“种族优越论”和纳粹德军针对犹太人的灭绝式大屠杀，你给包括苏联犹太人在内的犹太种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惨痛的历史记忆，那时斯大林政府出于种种目的，对本国犹太人遭屠杀的事是刻意回避掩盖，让苏联犹太人经历了再一次的被“灭绝”，然而历史的记忆可能被暂时遮蔽，却不能被永久掩埋，当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终于浮出水面之后我们得以窥见，尽管人类良知的力量始终存在，但是当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斗争与苦难正在发生时良知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因而无法避免历史悲剧的上演，今天这样的历史悲剧仍在上演，所不同的只是受害者是另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