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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红二代曾经历文革高峰 时隔23年重回北京追梦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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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安东,委内瑞拉建筑设计师,SOHO现代城等北京地标建筑的设计者,今年61岁的他,已经在北京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1993年,在委内瑞拉一所大学教建筑学的安东,举家搬迁至中国,对他来说这并非

对于孩子来说一切都好,因为我们可以玩耍,但是对他来说就是工作工作,没有乐趣。

文革进入高峰 安东一家陷入进退两难

解说:安东发现自己的父亲心事重重,这些孩子们并不知道当他们到达中国后不久,在华外国人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1968年随着“文革”的不断扩大,造反派们开始清查“苏修日美特务”,矛头很快指向了在华的外国专家。

安东:我爸爸开始的时候见各种人们,然而后来第二年,他和很多人之间就不愿相见了,他喜欢在没人的时候去餐厅,他想避免见到很多人,因为这个朋友是毛主席的,这个(朋友)是邓小平的,这个(朋友)是刘少奇的,什么都是分开的,所有人是分开的,思想阵营分裂了,所以我爸爸的朋友越来越少。

解说:安东第一次知道外国人之间也是分裂的,安东的父亲在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少,他也变得越来越孤僻,此时安东发现,很多外国人选择离开了中国,不久安东的父亲告诉孩子们,他们也要回家了。

1969年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第一次执政,卡尔德拉当选总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民族主义和缓和国内矛盾的措施,安东的父亲因此得以赦免。

安东:他说他要在委内瑞拉做(参加)革命,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委内瑞拉人,我们的问题是在委内瑞拉,不是在中国,在中国,中国人已经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革命。

解说:孩子们依依不舍和朋友们告别,回到了委内瑞拉,然而中国的这两年,已经成为了他们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他们也期盼着能再次回到这片“乐土”。

1970年安东一家回到了委内瑞拉,他的父亲继续投身政治,还开了一家书店,专卖毛泽东的著作,尽管从未盈利,孩子们回到了学校读书,他们常会听人谈起红色中国,但让他们气愤的是他们觉得那些人都不怀好意,对中国带有深深的偏见。

安东:我的同学从西方媒体听到的信息,甚至是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比如有多少人进了监狱,多少人死了,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新闻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曾经住在中国,那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但也是一个快乐的社会,在我们的眼中,我的同学老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好,他们压迫人民,那我就会说,看,我曾在中国生活了两年,我从未见过那些,一切都很不错。

他们所见到的中国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解说:1976年爱好摄影的安东进入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学习建筑,一直对中国心心念念的哥哥魏克托,则回到中国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在他给家人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我知道我会回到这里,我所看见的,感觉的,同样的面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气味,一切都未改变,然而没过多久,安东从哥哥的信中读到了一丝担忧。

安东:他从委内瑞拉带了音乐去听,都是贝多芬或者摇滚乐,他的老师去他的房间里听歌,然后告诉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来听过这些音乐,他不知道中国人能否听,他甚至不确定在中国听是否合法。

解说:从信中安东得知哥哥魏克托曾向学校申请要与中国人住在一起,但却被拒绝了,安东隐约意识到他们这些洋孩子眼里的中国,也是并不是真实的,1972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中国》的初衷:

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然而第二年当这部纪录片在意大利公映后,安东尼奥尼却被扣上了反华的帽子,国际社会对于这部片子的批评声也同样铺天盖地,“丑化中国”和“美华中国”的非议,同时出现,多年之后,身在委内瑞拉的安东看到这部纪录片时,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共鸣。

安东:这个电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人们去市场里,市场都非常完美,没有乱七八糟,一切都非常完美,但是其实安东尼奥尼觉得很无聊,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假象,真正的中国,应该是他经过大街小巷时看到的样子,他尝试去展现真实的人们,而不是那些假象。

解说:当安东尼奥尼来中国后,他们的拍摄都被官方牢牢控制,在前往一个村庄拍摄时,他发现村庄一夜之间被粉刷一新,他当即停止了当天的拍摄,决定避开官方的安排,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这部纪录片中安东也看到了那个友谊宾馆之外的中国和那场革命中的残酷真相。

安东:从我们的角度看的话,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困扰,当时所有的外国人都像被装进罐子里一样,一切都非常完美。

解说:恍然大悟后,安东也越发觉得童年的伊甸园,变得越来越陌生,于是他开始翻阅各种资料,试图去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中国,他把自己的很多看法和父亲欧查交流,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了。

安东:开始有很多争论,我们的思想变得非常不一样,我父亲觉得我们和他的思想信仰是一样的,但从某一个年龄开始,他发现我们并没有站在同一边,他说革命不是一个茶话会,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责怪任何事,只关心革命的领袖是否正确。

离开中国23年后 他又选择回到这里追梦

解说:大学毕业后,安东没有子承父业投身革命运动,而是进入委内瑞拉的一所大学教授建筑设计,然而他的祖国委内瑞拉也即将成为了革命漩涡的中心,1990年代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在委内瑞拉兴起,1992年革命发起者查韦斯领导的军事政变失败,查韦斯也被捕入狱,委内瑞拉的局势陷入动荡,1993年在身处中国的哥哥魏克托的建议下,37岁的安东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阔别23年的中国。

安东:所有的事物都变了,人们的穿着方式改变了,行为也改变了,就像我说的以前人们不在大街上牵手,都穿蓝色的衣服,女士们现在都有不同的发型,以前都编着辫子。

解说:安东发现正处于“改革开放”蓬勃阶段的中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穿着越发时尚,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他感到身边的所有人都干劲十足的,要为建设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安东也很快汇入了这股浪潮,转行做了建筑设计师后,他参与了众多北京地标建筑的设计工作。

安东:如果一个社会非常贫穷,但所有基本需求都能被满足,人们甚至不必去学习,去进步,就可以解决温饱和住房问题,你想要什么,贫穷的平等或者富有的平等,那怎样让人们富裕起来。

解说:1999年,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并在全国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在其执政期间,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赤色的乌戈”曾让委内瑞拉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随着2013年查韦斯离世,委内瑞拉的经济再次陷入低迷,国内局势动荡,这让身在中国的安东十分忧虑。

安东:我年轻的时候,革命总关乎新的与自由,然而现在我意识到革命意味着另一种东西,现在是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府,但国家处于有史以来最坏的状态,经济水平在南美也是最差的。

解说:如今安东的父亲欧查,依然住在委内瑞拉国内,他和同样身在中国的哥哥魏克托,则多次邀请父亲来中国养老,但都被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拒绝了。

安东:他认为中国政府变了,以前他们邀请革命者,之后他们邀请商人,我和哥哥尝试邀请他来中国,你应该过来,他回答说,不,我永远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解说:转眼之间,安东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3年,哥哥魏克托也已经来到中国40年了,但现在都已经年过六旬的兄弟俩,却不得不离开这里,因为年龄问题,他们已经无法再拿到中国的工作签证,不久前魏克托搬到了离中国较近的马来西亚定居,安东也即将离开北京,前往西班牙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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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然 PV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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