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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坚守“价值规律”之主张 身陷囹圄7载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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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期间大刀阔斧地实施各项改革,以期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撰文《社会主义经济论》,并极力推崇将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自己身陷囹圄长达7载。他终其一生也未能将该书完成,但其勇于挑战权威和探索新知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核心提示: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期间大刀阔斧地实施各项改革,以期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撰文《社会主义经济论》,并极力推崇将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自己身陷囹圄长达7载。他终其一生也未能将该书完成,但其勇于挑战权威和探索新知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凤凰卫视34日《我们一起走过》,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们一起走过》,我是田桐。195749岁的孙冶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他经济领域的专业研究。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热烈讨论和深刻观察之后,他决定组织所内年轻学者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这被他称为是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工作,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孙冶方自己7年的牢狱之灾,终其一生,孙冶方也没能完成他那本《社会主义经济论》。

就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大刀阔斧施改革

解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研究所所长狄超白、经济研究常务编委林里夫等一批老党员老领导被打成极右分子。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决定调配一批领导干部加强文教战线的工作,47岁的孙冶方被调离中央统计局副局长一职,接替狄超白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都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党员):当时等于经济所在很乱的那种情况下那么孙冶方来了,来了以后他一来导致就这样,他对运动不管,他运动交给另外一个人管,他一来就抓业务。

赵人伟(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当时他就会上就讲“这个一天到晚搞运动,经济所都不搞研究,那怎么叫经济所啊!”。所以他会上就讲了,他应该想办法给每一个研究人员,要找到他应该做的工作。

解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民国时期,曾经是直属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隶属于中宣部。

张卓元:当时经济研究所最出色的一个学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但是想想,这个现代化建设,它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对现实问题呢,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还不行。

冒天启(原孙冶方秘书):他一到经济所以后他对中国理论经济学有一个判断,是完全落后于经济世界,受到唯心主义的影响、唯意志论的影响,他一到经济所他就讲这些东西。

解说:孙冶方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上述科学院要求经济研究所脱离中宣部,业务上划归国家计委统计局,或经委等实际业务部门领导;研究所内,孙冶方要求研究人员的主攻方向从原来的世界经济史转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也要脱离苏联的意识形态框架,遵从经济学自身规律做计量分析。

赵人伟:他派了乌家培、黄范章到科技大学学数学,学了数学以后回来就加强经济研究里面计量分析。就他很重视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相结合,就是定性和定量要结合起来,孙冶方很早就有这样一个理念。

张卓元:最重要要抓的一个业务就是所谓写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因为他1957年底来,1958年当时是什么大跃进那些等等,经济学界也在大跃进。大跃进什么呢,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很多学校很多地方,比方像武汉,当时武汉王任重在那里。他那个书也在组织写这个,那么,所以呢,出现了十几本二十几本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吧,那么孙冶方来了以后他说我要自己弄一套。

解说:这一年张卓元二十四岁,赵人伟二十四岁,乌家培二十五岁,黄范章二十六岁,黄范章二十六岁,吴敬琏二十七岁。这样的年轻人在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有二十余位,他们刚从各高校毕业,怀抱经世济民的理想来到研究所,立志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大展拳脚。但长期的历史研究、一轮接一轮高涨的政治斗争,让他们无暇观察现实经济。孙冶方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氛围,让这样一批年轻人有了实现理想的机会。

留苏经历,价值规律经济思想初形成

解说: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这里是中国民族资本的最早发源地,这里浸润了孙冶方最早的经济学理想。孙冶方与经济学的直接接触源于留苏时期的一段经历。1925年,受上海记下党的委派,十七岁的孙冶方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是一所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学习内容,孙冶方为中大第二期学员。

冒天启:一起去的人很多,蒋经国、杨尚昆、王明、乌兰夫、后来的吴亮平。很多那次,大概去了三百多人。

解说:高小毕业的孙冶方很快适应中大的学习气氛。除了军事训练以外,他还对俄文以及理论学习颇感兴趣。1927年夏天,孙冶方毕业,他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捷夫的讲堂翻译。

冒天启:军事训练班认为学俄文没什么用,回去打仗嘛,学理论没什么用,只是接受一下教育,孙冶方把它当成一种事儿来对待,学习理论很扎实。

张卓元:因为我们中国留学生很多去到那儿,那么苏联专家讲课他就当翻译,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也是个学习和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冒天启:当时底下听课的杨尚昆、邓小平都在这个班里边的,他当时讲课翻译,中国人就是他和乌兰夫两个人。

解说:此时的苏联处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布哈林相对自由的市场化自由竞争经济体制的两相博弈过程中。最终斯大林占据上风,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选择对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影响深远。

解说:五年后孙冶方回到中国,在上海孙冶方先在陈翰笙帮助下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时中国国内关于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日渐高涨。

张卓元:这里头呢,这个主要的人物是钱俊瑞、薛暮桥还有这个陈翰笙、孙冶方、骆耕漠这一批人。就是一种意见呢,就是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

解说:这一论战长达五年,两派观点不断交锋,并逐渐延伸到城市工业经济等各方面,演变成一场关于中国整体社会性的大讨论。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孙冶方与志同道合的陈翰笙、徐雪寒、骆耕漠等专门创办《中国农村》杂志,撰文参与讨论针对反对者提出的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的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进行批驳,指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只有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才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

张卓元:30年代,当时他们就已经是,等于是在理论战线上很活跃的,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就是早就已经是个文化人了。

解说:在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孙冶方也辗转各地从事文化工作。出任江苏省文委主任,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党校做教学工作,与刘少奇一唱一和讨论革命队伍中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并最终等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与南下部队一起回到南京,在这里他见到久违的朋友陈修良。

沙尚之(孙冶方好友陈修良之女):头一句话,孙冶方就问我妈妈说,“我要吃糖”。他说他就跟小孩儿一样,孙冶方这个人人性很直很坦率,就非常童真的。你别看他那样非常,他有思想,他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率真的,他就是“我要吃糖啦!”,你给我糖,我妈想起来了是的他喜欢吃糖,他喜欢吃糖的。但是他说这怎么办呢,南京刚解放,我们都是供给制,我兜里一个钱也没有,我怎么给你买糖呢。我欠你的下回我们一起到上海以后,上海解放以后我请你吃糖。

解说:吃糖的愿望很快实现了,1949年以后孙冶方在上海先后出任华东军委员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并于1954年调任中央统计局,与堂兄薛暮桥一起共同主持新中国统计工作。1957年,在调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半年后,孙冶方决定组织所内年轻人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

冒天启:当时不是毛主席在谈苏联,读那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刘少奇把孙冶方他们几个薛暮桥请他家去也谈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中国能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以从那以后孙冶方开始编《社会主义经济论》这本书。

解说:此时,按照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部署,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都分别搭班子,编写这样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不同的是,每个编写组的观点思路都相去甚远。

冒天启:毛主席讲,读政治经济学讲赞成斯大林的说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应该从所有制开始,那于光远那个本子从所有制开始。孙冶方说从所有制开始,研究问题不对,应该从整个的社会产品开始研究起。

张卓元:体系不一致,那个里头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他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宏线、主线也很不一致。这个主线源于哪里呢,就1956年第六期发了孙冶方一个叫《把计划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一个文章。

《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田桐

首播时间:周六 10:35—11:30

重播时间:周日 01:10 05:20 15:3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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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顿雨婷 PV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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