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坚守“价值规律”之主张 身陷囹圄7载

颠覆性创见：将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

解说：1956年经济研究第六期，孙冶方发表文章《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在这篇文章中孙冶方开宗明义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

张卓元：《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还得在当时这个标题本身就是吓人的，就觉得非常的新奇的。

冒天启：他直接是实际上是在批评了斯大林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否认计划工作中间价值规律的作用。

张卓元：那么这个文章最后他有个后记，说“我写这个文章受了吴绛峰同志的启发”，所以他这个吴绛峰就是顾准，就是顾准嘛，

解说：顾准，原名吴绛峰，被后人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孙冶方任江苏省文委书记时，与这位天才般的人物初相识。解放后，两人共同主持上海经济工作。

解说：在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过程中，孙冶方及时的就经济生活中的不当现象发表观点，写成内部报告呈递中央。而为他带来最大影响的，就是那篇名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文章。

张卓元：当时社会上正在批什么利比尔曼的建议呀，批什么利润挂帅啊。那么你这个主张呢不是等于就是顶风了嘛，顶风而上嘛，等于是吧。那么，所以呢，当时包括我们参与讨论修改的人后来想来想去还是不好。当时我们找了两个人一个桂世镛、一个尚启炎代表我们所谓年轻人到孙冶方家里去劝他，这个报告不要往上冲了，做一个备忘录可以留起来。

解说：孙冶方没有听从弟子们的劝告。他当场反驳，“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又不是研究气象学的，不懂什么风声。”但事实政治气候已经紧张，孙冶方却依然心无旁骛，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坚持到底。

张卓元：他对自己的这个观点或主张充满信心，而且是所向无敌呀，别人要提出不同意见，他要跟他争辩，

冒天启：组织个大班子，组织大班子反复讨论，反复讨论分头执笔，最后大家集中起来，最后给他搞了一稿、二稿。

张卓元：当时有个叫何桂体系，就何建章、桂世镛，我也参加了，当场好像有五个人。按照他的设想搞个体系，这个书应该怎么写，然后别人又弄了个体系，然后这些体系都拿出来，大家来讨论。

解说：孙冶方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叫“我们的时代”。他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那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然而，远大的理想经不起现实的摧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的是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写作组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饥荒，主副食短缺、暖气时有时停，孙冶方拖着患肝病多年的身体和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

张卓元：当时比较大的困难，应该还是生活上很困难的事。我记得我们在党校、中央党校，住在那里写东西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菜吃的，就吃那个白菜帮子做的菜，所以也算还是很清苦的。

解说：1961年5月，11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完成。

张卓元：1958年一直到1959年，然后到1960年得出当时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曾经集中到香山饭店去这里讨论统稿，后来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大纲式的一个东西。这个大纲式的东西谁写的，孙尚清写的，也是孙冶方的大弟子。他是很聪明的人，他很能够体会孙冶方的思路、观点，所以别人写的东西好像写过几稿都不行，后来还是他写了以后，孙冶方点头说：“这个行！”

不顾政治气候，坚守“价值规律、利润指标”之主张

解说：然而很快完成初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无法继续推进了，因为对顾准、张闻天等人的友好态度，孙冶方成为右倾份子，四清运动开始了。五年前，初入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立志将混乱中的年轻人引到科学研究的正途，五年后一切又回到了过去，孙冶方依然如故。他放下《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将更多精力专注于对个别经济问题的研究：固定资产折旧，国家企业关系、价格制定要有客观标准等等。

张卓元：他的最精彩报告都是那几年写的，比如说，他认为财经管理体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是要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这个现在来看也是对的。过去，财经管理体制总是中央和地方在那里打圈圈，他说这走不出来，应该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管理。这个到现在来看，我们市场经济下要处理的还正是还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利润报告，考核一个企业它的经济还效果好不好，主要看利润，不是看别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要反对随便任意制定价格的政策，而是要有个客观的标准来制定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生产价格理论。像类似这个，你现在来看都是写的非常漂亮的。

解说：1964年，政治气候越来越紧张，孙冶方却依然如故，价值规律、利润指标仍然是他永不言变的观点，1966年《红旗》杂志陈伯达以《内部未定稿》形式印出孙冶方《利润指标》以及《论价值》等四篇文章，针对文章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以利润带动一切”、“国营企业应该独立自治”等观点，主编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

冒天启：基本上取消他一切领导权读文件的权利也没有了，就是交代问题了吧。

张卓元：说他这个观点是修正主义的呀，是把资本主义的原则想搬到社会主义中来，想让社会主义经济退化变质啊，可能最厉害的就是说，你想复辟资本主义啊。

冒天启：他公开讲我现在是“赤膊上阵”。赤膊上阵，公开和你们进行，要在阶级理论上的是非问题不能没有一点儿胆量，所以他也讲得很尖锐，给他过答辩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不给他答辩权了，那时候还给他一些答辩权，他说搞学术研究，不在于批判而在于给批判者答辩是不是给答辩权，我不怕你们的批判，但是你要给我答辩权。

解说：1965年秋，由于孙冶方态度恶劣，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下放周口店劳动改造，同时在报纸上宣布“他是中国经济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张卓元：他是认为他是对的，这一条所有人都佩服他。从不讲违心的话，我这个观点你们这样批我，我反正我没有认实的，我还是这个观点，

冒天启：他明确讲“稳坐钓鱼船”，静下心来做自己的研究，写反攻文章，绝不能被他们的各种部署活动所打乱。

被捕入狱，就《社会主义经济论》之腹稿

解说：1967年4月4日，孙冶方被捕入狱，送往秦城监狱，老伴儿洪克平并不知孙冶方去了哪里，甚至连他的死活都不知道，他想办法向上申诉打听，但一切都是徒劳，这一等就是六年，六年后洪克平突然被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视。

李昭（孙冶方养女）：我就买了几块黑颜色的巧克力，我知道她爱吃我就买了几块儿。我说，“洪妈妈你把这个也带去，补充点营养吧！”这样子我妈就带去看，看了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说怎么样，她说他见了我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说上海话叫像戅蠹一样，就像个傻瓜一样。过了好久他才说：“你还活着啊！”慢慢地，因为他没法跟人交流，说话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出问题了。

解说：入狱后的孙冶方不能交流，但从未停止过思考，最初他对两个问题反复思考：第一是自己的行政领导工作，第二是自己的理论观点。前者他坦认做的不好，而对于后者他却越来越自信。从批判者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批评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孙冶方决定努力活下去，这样才有机会传播自己的观点。他每天坚持打太极坚持把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咸菜都吃光，坚持在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里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最初孙冶方经常被提审，只要一有机会跟人说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经济观点，希望书记官能够把这些记录下来，流传到外界。然而他发现审问他的人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后来他决定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牢房内没有纸笔，他就为他的书打腹稿。

冒天启：他讲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没有这个政治经济学，我在监狱里会疯的、会死的，所以他出来跟我算了一下，85遍，七年85个月嘛，他一个月系系统统过一遍，一个月过一遍，有些提纲写到那个小糖纸盒上，写几个字。

沙尚之：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一刻没有停止过、没有停止过他的理想，你有停止过他的思维。他自己练内功一样的把自己的论点滚瓜烂熟地想，反反复复地自己批判自己驳倒自己。能驳倒吗？不能驳倒，然后再这样吗？这个不好这个该修改，他就这样一种方法，这个很不容易。他的腹稿打了七八遍呢，他整个一篇文章的在监狱里面。这个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这样一种理想的追求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解说：1975年4月份，68岁的孙冶方被批准出狱。在汽车上，工宣队队长警告孙冶方要“老实做人”，他当即表示：“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沉冤昭雪，重申价值规律论

解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好友陈修良家暂住的孙冶方喜出望外。

沙尚之：孙冶方开心的要死。他的肝是不可以喝酒的，他就买酒来的，在我们家里买了一点东西就喝酒，就喝酒就乐得不得了。上海就开始有游行，你晓得吧，群众自发的叮叮咣咣的游行。这老头呀，就跟在后面就跑，这个老先生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就跟着游行队伍后面跑，他去分享那种喜悦，去了解人民的一种想法。

解说：孙冶方期待好时代的到来，也为好时代的到来做着各种准备，他开始学习德语，说是要看马克思的德文原著。他在街头与邻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他前往桂林、贵州、兰州等地考察，与何炼成等各地经济学界人士交谈，看看中国的经济现实到底如何。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此时距离第一次价值规律大讨论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

张卓元：还是原来的那些观点，主张什么价值规律呀，要重视什么两种所有制情况下发展商品生产啊，那个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啊，讲究经济效果啊，等等，还是这些。

解说：开幕式上，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孙冶方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会议结束时，薛暮桥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孙冶方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讲完后，两人相视而笑。

解说：这次会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会后孙冶方和薛暮桥将会议上的主要观点归纳成篇，提交国家计委、社会科学院党委等部门，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翻开新的一页。

资料：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尽管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重病在身，但从未泯灭对党……

解说：这是孙冶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活动影像。1979年9月孙冶方被查出患有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济研究所向孙冶方本人封锁了这一消息，但迅速成立由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等负责的学术小组抢救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

冒天启：吴敬琏、张卓元还有几个同志，我们一块儿来直接写，他口述在病床上直接记录，抢救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张卓元：他那也有一个特点，他跟薛暮桥是一样的。他说我的文章要自己写的我不要别人替我写的。所以呢，我们又不敢明说，那么他一个学者往往都是这样嘛，东西要自己写，不要别人替我写东西。所以呢，我们讨论也就是讨论讨论，完了搞点成果，或者呢，把他原来的那个东西给他帮他整理一下。

冒天启：后来有一天晚上呢，我陪他住床，那次已经快已经病危通知下达。《马列全集》你要全读，那是你看家本领；另外你要想办法能到莫斯科、苏联去看一看，中国体制从那里过来的，看看体制到底怎么变化的，那里怎么变的中国应该怎么变；另外呢，想办法到能不能到宏观经济部门去待一待，从宏观去了解了解中国经济情况，谈的特别直接。

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批判

解说：写作组转战北京、青岛、北戴河等地足有四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没能完成那本《社会主义经济论》。

吴敬琏：他的理论的内在结构我感觉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的经济学是从年轻时代在苏联受的经济学教育，是经过了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所以那是一个斯大林那样一个经济学的框架，也就是说，按照计划配置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他从他的家庭和他在苏联的感悟和他对中国1956年建立起来那个体制的一些批评意见，又使他倾向于市场。

冒天启：他还是赞成斯大林对商品生产交换的原因是两个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是两个不同所有制，所以他认为这个交换是所有制，是一个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交换。但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生产，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间一个很大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解说：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遗嘱中他这样写道，“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做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张卓元：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观点，还带了一批人，马洪以及后来，现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原来主任孙尚清，本身也是孙冶方的嘛，现在在经济学界里头比较活跃的人包括吴敬琏、刘国光啊、前一段董辅仁啊，都是当年孙冶方手下的，也是个重要人物吧。

吴敬琏 ：他的贡献主要的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理论体系，而在于他具有这样的勇气，对这个传统的僵化的理论不顾个人安危的提出挑战。

冒天启：我有一次替孙冶方领奖，我说老一辈经济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撞击敲打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至于领进门以后的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他们并没有预料到。

田桐：孙冶方去世4个月后，在古牧、张劲夫、薛暮桥等55人努力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设立，以鼓励那些和孙冶方一样，勇于挑战权威，勇于探索新知的人。两年后，《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出版，论稿收录了孙冶方生前的重要文章，也将他在监狱里默念的85遍腹稿的内容一一罗列出来。论稿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孙冶方为新中国经济做出的勇敢探索，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后人更好地去了解研究批判他的原有理论，这也是孙冶方的遗愿。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我们一起走过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的关注。

《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田桐

首播时间：周六 10:35—11:30

重播时间：周日 01:10 05:20 15:3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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