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产业政策不能只倾向国企 张维迎林毅夫辩论有意义

张维迎老师很多的批评他事实上是基于中国在过去几年国进民退带来了很多负面的效益，其实我也是反对国进民退。也就是说，在张维迎老师的批评和林毅夫老师的立场之间，我试图寻找一个相对的比较有科学证据支撑的那么一个点。不是笼笼统统地说，产业政策不可以成功或者是可以成功，产业政策一定好或者是不好，这种笼统的讨论，我认为在公众面前好像有点意义，但事实上对于理解产业政策的真正的成败是毫无益处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真正去理解产业政策成功与失败的条件，而不是完全否定产业政策，像张维迎老师那样，完全否定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在支持了林毅夫老师的一些立场以后，我也想说产业政策我们必须承认，它确实有很多风险，它会鼓励寻租和最终的失败。大家可能最近听到的电动公共汽车或者是超过一定十几个乘客的这么一个（汽车），大家就会说，过去发改委好像发了几十亿人民币的补贴，最后这些补贴都被很多其实根本没有技术能力造这些电动客车的厂家所吃掉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寻租。然后，它这个产业政策当然是失败的，最后中国铺掉了几十亿下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

唐世平：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或是巨大失败 迄今为止未掌握内燃机核心技术

再有一个，我们说最明显的例子，在座的各位肯定我猜很多人都开汽车，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大概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你看大家现在看到中国路上跑的所有的车，90%吧我猜都是某一个国家的厂或者某一个国家的汽车品牌在中国的合资，中国几乎没有掌握整个内燃机汽车核心的技术。包括很多东西，发动机我们都不能够制造，所以这个应该说我们以前用市场化技术，然后希望中国的企业通过吸收国外的技术，然后来竞争，最后会发现中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是完全失败的。这个投了多少钱，我们大概也没有数。

我们接下来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研究。我们认为我们是真正第一次有了系统证据表明，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要研究这样的产业政策是否成功，光靠一般的案例还是不够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说一个公司成功，并不代表针对这个产业的产业政策成功。所以，真正要确立产业政策的成功，其实需要的是统计的我们叫计量经济学的证据。我们刚好就是有这么两个非常好的数据库或者数据集，一个我们是基于中国的国家税务总局的那么一套数据，我们从中抽取了大概企业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某一个行业它的全要素生产力或者说TFP的变化。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数据集，就是来自于对中国政府颁布的政策的数据库。从这些数据库里边，我们找到很多关于产业政策方面的文本，然后我们把五千多个文本先用机器筛一遍，我们先从一万多个文本把它筛出五千多个里，然后再用五千多个来一个一个把它编码，最后当我们能够把这两套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地有一定的至少数据支撑地说，产业政策是否成功。

解说：基于数据的分析，唐世平和他的团队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做了评估，那究竟我们对哪些产业的扶持是成功的，哪些产业政策又是失败的？中国的产业政策要向何处去，我们且听唐世平教授继续分析。

唐世平：我们的核心结果，中国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是成功的，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的数据，至少从2000年到2012年这么一段数据的话，可以表明中国对核心战略新兴产业或者叫我们SEI的扶持是成功的，这些产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这些产业的TFP的提升速度。然后，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中国的科技政策，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说过的863、973，这些政策其实也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政策放在一起和企业的绩效的数据来做统计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得出一些比较有趣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要必须承认，中国对某些发达国家持有传统优势的产业的产业政策投入，可能是不是特别成功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里边的具体理由，我们希望在下一步会，我们后续的研究会再讨论这样的失败。比如说太过依赖国企，刚才我提到的典型的内燃汽车产业几乎是个失败。另外一个可能是只有支持，就是只撒钱，没有迫使这个企业提升技术进步的大半也是个失败。我们看这个图就是一个散点图，散点图最重要的只是要看中间那条红线，那条红线如果是往上的，就表明这个X轴的变量对Y轴上的变量是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我们X轴上的变量就是指中国的产业政策数目。也就是说，对这些战略、新兴产业，中国出台了多少次政策，因为我们可能在计量的经济学的办法上，没法去完全估算到底中国花了多少钱。但是我们能够估算到底出台了多少次政策，比如说国务院的政策肯定比发改委和科技部的政策要重要。通常我们一般认为，发改委和科技部的政策要比比如说信产部的会更重要，在这张图上，Y轴就是我们刚刚老是提到的叫TFP，就是全要素生产力。也就是说，在战略新兴产业里边，TFP的变化，所以，很明显你们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正相关。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有一些产业不仅只是在赶，而且似乎已经走到了技术的前沿。比如说大家刚才已经提到的华为，甚至大疆这样的产业，这些企业事实上可能是，它们的成功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对这些产业政策的具体扶持。

唐世平：产业政策基本分为五类 未来应多些实证研究

最后，我想结束之前就介绍我们的下一步一部分研究，以及我们认为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讨论未来的中国产业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个基本分类，所有我们基本的对整个产业的分类大概分为五类产业，中国这么一个产业体系大概应该可以分为五类。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经常用到的，餐饮、快递、纺织、鞋帽，我们叫低技术门槛，我们叫Type1-A。

第二类就是说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是技术进步比较缓慢，比如说钢铁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二一类产业就是刚才我们展示的那张图里边最重要的一类产业，我们叫战略新兴产业，这类产业是什么意思，它是高技术门槛，而且它是技术进步非常快，也就是说它这个技术的变化速度非常快，这就使得像中国的这些企业，为什么有可能实现快速的赶超，就是因为技术前沿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你即便是中国的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竞争的话，中国的企业也有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讲话我提到的日本和韩国对高清电视的这个决定，其实就是起于这么一个原因，日本不是很肯定到底是要只采用数字化高清，还是说只采用模拟高清。比如说在中国的产业体系，比如说风电、太阳能网络、移动通信，这些就属于我们叫战略新兴产业，在我们这里边。

第三类就是传统的高技术产业，但是它这种技术进步缓慢，又不是维系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产业。比如说我们通常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数控机床、精密仪器，比如说现在大家用的很多显微镜都不是国产货，好的显微镜几乎全是进口的。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想赶超，其实中国在这上面投入了非常多的政策，我们有数据表明是这样。但是，总体从我们的数据或者是研究结果来看，这一类的产业政策好像贡献不是特别地明显。

最后一个，我们国家核心战略产业，大家都知道，军工、航天、核电、大飞机、芯片。这个就是说，中国显然是有一定的劣势，但是它必须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持续地投入，即便在短期内我们可能看不到一定的弯道超车，但是可能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也是必要的。

最后我就简短的结语，我想说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是如此。事实上，发达国家也用很多产业政策。第二个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对产业政策成功与失败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甚至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要为产业政策开出一个系统的药方，还是有很长的距离，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因此，我们也想说我们应该谨慎的使用产业政策，至少产业政策不能遍地开花，不能被滥用。对于战略新兴产业，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对于许多传统的高技术产业，中国的产业政策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具体的原因，我们会在以后的工作里继续探讨。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我认为说林毅夫对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张维迎老师是几乎全错，立场太过于形态化，而且我认为他不太做这个实证，对整个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模式也不是特别了解。其他的很多参与者我认为没有太多的扎实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属于拍脑袋。我想特别强调，深入的个案研究不能完全确定产业政策是否成功。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田桐：非常感谢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来，我们听一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哪些问题想向唐老师进行提问的。

提问：我们知道很多韩国有一些闻名全球的的企业，像三星、现代汽车，它们都是当年政府政策干预的结果。我想问一下老师，想打造出这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企业，您觉得我们中国政府有哪些可为的空间？谢谢老师。

唐世平：对，我刚才可能在讲的时候忘了提到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产业政策是有毕业期的。也就是说，产业政策不是一直持续的，它通常对一个产业的扶持有一定的时间，像三星、现代、LG等等，它们确确实实都受过韩国产业政策的扶持。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政府能做的应该是相对有限的，也就是说，我确实在这方面，我是同意我们要减少对国企的依赖，我们要减少去针对某些特定企业的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是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它是针对这个产业。我举个例子，中国最开始在支持高端计算机这个产业的时候，最开始支持的是中科院的曙光，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在中国或者是在亚洲市场上，服务器一类的计算机其实比较成功的是浪潮，来自山东。所以，很多时候国家如果允许企业竞争，我认为是最最有效的一种产业政策，恰恰是非要国家说，你这个企业能做汽车，你就不能做，你能合资，他就不能合资，这样的反而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企业最后的发展壮大主要靠企业本身，如果国家老想去培植一个national winner，这个我认为恰恰有可能是失败的。

提问：老师好，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张林二位老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关键的背景就在于您所说的国进民退，这也将对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会有一个深远的影响。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能否给我们具体谈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咱们这个产业政策不配合政治制度进行的话，会不会这个产业政策最后是无法成功的？谢谢。

唐世平：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部分的问题，肯定我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或者说是坚定的制度学派，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变革的支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成功。也就是说，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所谓的逃出或者是跳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会不会遭遇重大挫折等等，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变迁或者说变革。但是我们确实要看到，如果友好的制度变革来做保障的话，产业政策确确实实更有可能成功。所以，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是不矛盾的，事实上它是相互都有一些联系。当然，总体来说，产业政策影响相对比较窄一点，第一部分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我非常同意。事实上，我都写过，我认为现在我们还是过于强调国企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因为国企它很难做得好，因为国企的决策首先考虑的不是企业的利润，他考虑的是政治，他先决定说我做这件事对我政治上有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就和企业的使命完全不同。国企成功是奇迹，不成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国进民退或者计划经济，这个我认为确实在辩论背后有这种焦虑，所以我觉得这个辩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两个、三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来讨论，这样我认为是无益于要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说，国企改革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因为产业政策成功的，从我们过去看到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产业政策的主要的成功都是面向民企，不是去指定一个特定的国企。恰恰是指定国企的，很多时候可能是失败的。

田桐：非常感谢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中国经济改革启动至今已经36年了，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何理解政府在当中的作用，却一直被讨论至今。产业政策的问题，之所以被广泛地关注，它不仅仅是学术之争，它关乎于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向，我们也为大家继续带来更多的学者关于中国经济的点评和讨论。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下一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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